经济计算与组织的限度.docVIP

经济计算与组织的限度 经济 学家们对教科书中的 企业 模型越来越感到失望。在中级微观经济学中，“企业”是一个生产函数，像一个神秘的“黑箱”，黑箱里的情况被正统经济 理论 排斥在外（而被认为是管 理学 、组织理论、产业心理学等次级学科的 研究 内容 ）。尽管教科书中的模型在某种意义上也有可取之处，但已被证明不能解释许多实际商业行为：纵向和横向一体化、地理上的和产品线的多样化、特许经营、长期商业签约、转移定价、合资研究，等等。经济学家们开始抛开企业的生产函数观点，转向另一类 文献 ，把企业看作一种组织（原文为斜体，为在中文板式中更明显，故用黑体，下同——译者），认为企业本身就应该成为经济 分析 的对象。这些初生的文献是所谓的“新制度经济学”中 发展 最快的部分。 这种新观点大大提高和丰富了我们对企业及其他组织的理解，以至于我们不再赞同罗纳德#8226;科斯（Ronald Coase）1988年所说的“企业为什么存在、什么决定了企业的数量、什么决定了企业的行为……不是大多数经济学家感兴趣的 问题 ”（Coase, 1988a, p. 5）。这种新理论并非没有批评者；比如，理查德#8226;尼尔逊（Richard Nelson, 1991）反对说，新制度经济学往往忽视了企业间的各种差异（discretionary differences）。但是新制度经济学——特别是代理理论和交易成本经济学——在产业组织、公司财务、战略管理及商业史等领域里越来越受到关注。 本文着重阐明奥地利主义对企业理论的特殊贡献，这些贡献在奥地利主义文献的内部和外部都被大大忽视了。特别地，我认为米塞斯（Mises）的经济 计算 （economic calculation）的概念——企业家根据消费者需要去调整生产结构的手段——应该被置于组织性质及设计的奥地利主义研究的中心（forefront）。关于经济计划，在 社会 主义计算辩论（socialist calculation debate）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奥地利主义观点。有学者曾经对计算辩论进行了奥地利主义重新解释（Lavoie, 1985; Kirzner, 1988），认为米塞斯对社会主义计划者所面临的问题的分析，也是他理解市场制度如何配置资源的重要部分。米塞斯本人强调计划的普遍存在：“每个人的行为都意味着计划。那些自称计划者的人所倡导的，不是让计划行动取代自由发展，而是让他们自己的计划取代其臣民的计划”（Mises, 1947, p. 493）。所有的组织都在计划，并且所有的组织，不论是公共组织还是私人组织，都在进行经济计算。在这种意义上，计算问题比人们通常所理解的更具有一般性。 第三代、第四代奥地利主义经济学家对市场以及对中央计划下的资源配置困难有着独到见解，但他们一直是含蓄地去理解组织经济学。关于这一点，如尼克赖#8226;朱尔#8226;弗斯（Nicolai Juul Foss, 1994, p. 32）在《奥地利主义经济学评论》最近一期中所说，“奥地利主义学者从来没有形成一个正式的企业理论，这的确是一个理论谜团。”弗斯指出，在计算辩论中期以后的奥地利主义著述中， 现代 企业理论的许多基本要素——产权、关系专用性资产、非对称信息、委托-代理问题——至少有了雏形。事实上，罗斯巴德（Rothbard）在《人、经济与国家》（1962）一书中对企业规模的分析首次明确采纳了罗纳德#8226;科斯1937年提出的分析框架，这一框架是大多数现代企业理论的分析基础。米塞斯在《人类行动》（1949）一书中针对 金融 市场作用的讨论，预见了亨利#8226;曼恩（Henry Manne）1965年关于公司控制权市场的开创性论文，以及学术界最近对金融学作为经济学基本组成部分的承认。 米塞斯和罗斯巴德不仅预见了现代文献的部分内容，而且还有重大创新，尽管这还没有被普遍认识到。他们的贡献虽然不属于完全清晰的企业理论，但仍然值得注意和发展，对研究这些问题的奥地利主义学者来说更是如此。 这些贡献包括：罗斯巴德用计算问题去分析企业的限度；米塞斯讨论了市场经济中的金融市场如何限制经理自由决断（managerial discretion），以及如何完成最终的资源配置任务。 一、教科书中的企业理论 在新古典经济理论中，根本不存在企业之类的事物。企业是一个生产函数或生产可能性集，即一种把投入转换成产出的手段。给定可得的技术、投入品价格向量和需求表，企业在生产计划必须在技术上可行的约束下实现货币利润最大化。这就是关于企业的所有问题。企业被模型化为一个行为人，面临一系列相当简单的决策：生产什么水平的产出，每种要素雇佣多少，等等。当然，这些“决策”其实根本不是决策；它们是琐碎的数学计算，隐含于基本的事实资料中。在长期，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