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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英汉“文化限定词语”的思考 金明 随着现代语言学研究的发展，人们对语言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已从过去片面强调语言的抽象形式，即“语言是符号系统”（a system of signs），转变为比较全面的语言观，即语言不仅是“符号系统”，而且也是“交际工具”（a tool for communication）、“思维工 具”（the dress of thought）和“文化载体”（the carrier of culture）。 近年来，语言与文化的密切关系则更是受到语言、文化学者的关注。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西方（主要在美国）大力开展这方面的研究，一门崭新的学科——跨文化交际学(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开始建立。70年代以后，人类学家、社会语言学家、社会心理学家、传播学家和语言学家纷纷从不同的侧面开展这方面的探索，有关论著陆续问世。如萨莫瓦尔（L.A. Samovar）和波特（R.E. Porter）的《跨文化交际学读本》， 霍尔（E.T. Hall）的《超越文化》，以及阿桑特（M.K.Asante）、纽迈克（E.Newmark）和布莱克（C.A. B lack）编辑的《跨文化交际学手册》等。〖ZW(〗戚雨村，“语言 文化 对比”，载李瑞华 主编《英汉语言文化对比研究》，第564页，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ZW)〗著 名翻译家和语言学家奈达（Eugene A. Nida）曾明确指出，“The role of language within a culture and the influence of culture on meanings of words and idioms are so pervasive that scarcely any text can be adequately understood without careful consideration of its crucial cultural background.” (Nida，1993: 1)语言与文化之间确实存在着非常亲密的血缘关系，可以说，没有文化土壤的自然语言是没有生命力的。 语言作为保存文化、交流文化的工具，一方面反映文化，另一方面又受文化所制约。一个民族在其发展进程中，文化因素不断地“积淀在语言系统中，反映一个民族的社会、历史、文化、心理的特征，诸如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社会习俗、宗教信仰、心理状态以及文化背景知识等”。(王秉钦，1995：1—2)语言与文化的这种亲姻关系给翻译、双语词典编纂等活动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尤其是那些受到文化因素强烈渗透的词语，即我们通常所称之的“文化限定词语”。正确处理这些词语的双语转化不仅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而且也可能为深入研究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提供某些理论上的依据。 所谓“文化限定词语”（culturallyrestrictive words and phrases)，指的是那些受到文化因素渗透、积淀的词语。前苏联语言学者维列夏金和科托马罗夫在他们合著的《语言与文化》一书中把语言中反映历史文化因素的词语分为七类：一、无等值词；二、有背景意义词；三、有文化感情色彩词；四、成语典故；五、名言警句；六、客套用语；七、非有声语言。其中，“无等值词”和“有背景意义词”（即我们所谓的“文化限定词语”）“好像路标，记载了世世代代以来本国人民过去和现在发展道路上所取得的一切成就，反映了他们对 这些成就的观点、评价和议论”。因此，这类词语具有强烈的民族色彩，蕴涵着丰富的文化 信息。（王秉钦，1995：267）维列夏金等将“无等值词”和“有背景意义词”单独提出来讨论，这是很有道理的。语言与文化的互相作用，无处不在。由于人类思维的某些共性，不同民族的文化具有普遍性，因此，不同的语言也必然具有相同的共性。例如，英汉文化中，“山河大地”（mountain，river，the earth）、“鸟语花香”（birds singing and the fragrance of flowers）、“冷热饱饿”（feel cold and hot，hungry and full）等词语，无论是它们的指称意义、逻辑意义，还是内涵意义或联想意义，基本是对应的。这也是因为“人类生活在同一个物质世界里，人类的语言反映着人类普遍的共性。各民族语言虽然不同，但可以利用相同的概念，称谓事物，解释词义。正是这种共性为不同民族文化交流提供了可行性依据，为不同语言的翻译提供了可译性基础”。(王秉钦，1995：13)但是，我们同时也应当看到，由于不同民族的人民长期生活在不同的地域和历史环境中，他们各自对世界的认识必然也存在着差异，而正是这些差别、个性，形成了文化交流和翻译的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