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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与中国农民合作 内容 摘要：分工是产生合作的基本前提；但分工并不必然会导致合作或有效合作的产生，这里关键取决于合作收益的分配制度建设。 中国 农民合作难，既是一个真命题，也是一个假命题。从 经济 层面看，中国农民合作化建设的重点应在流通领域；他组织应成为中国农民合作化建设的主要手段；政府应成为推动农民合作的主要力量；中国农民合作建设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完成从以血缘为主的传统合作形式转向符合 社会 化大生产的 现代 合作形式（不再以血缘为主，而是以契约为主）；法治化是推动农民合作建设的必要制度条件；以文化创新推动中国农民的合作化建设；以民主化推进合作化；大力加强中国农民的诚信建设，这是解决中国农民合作难的一个重要手段；另外，要建立和健全利益分配制度。 关键词：合作 农民合作 “合作”一词源于拉丁文，其原意是指成员之间的共同行动或协作行动的意思。 合作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人类要生存，要与 自然 做斗争，就需要合作，正如吕氏春秋所言：“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守卫，肌肤不足以捍寒暑，筋骨不足以从利避害，勇敢不足以却猛禁悍，然欲裁万物，制禽兽，服狡虫，暑湿燥弗能害，不唯先有其备而以群聚耶？群之可聚也，相与之利也。” 合作的范围是广泛的。经济、 政治 、文化等各个层面都存在着不同形式的合作。 合作的收益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合作会增加物质性的收益。主要表现是：其一，合作增大了规模，有助于产生规模效应；其二，合作使合作者之间容易产生外部性等，从而有助于实现聚集效应。另一方面，合作会增进精神性的收益。其一，合作是实现人的自我价值的前提条件；其二，合作有助于消除人类精神上的某种不确定性，团队使人具有了某种归属感和安全感。 分工是产生合作的基本前提。分工有不同领域的分工。经济领域内的分工是产生经济合作的前提；社会领域内的分工是产生社会合作的前提；知识领域内的分工是导致知识专家们合作的前提；等等。不同类型的分工会导致不同类型的合作；不同水平的分工也会导致不同水平的合作。人类的合作水平最终取决于分工的水平。社会化大合作的前提是社会化大分工。 由于分工是社会进步的动力之源，所以，选择合作是人类理性的最终体现。一方面，人类会面临分工的不断深化；另一方面，人类应不断推进合作。分工和合作共同构成了人类演进的两大动力。 但分工并不必然会导致合作或有效合作的产生，这里关键取决于合作收益的分配制度建设。约翰·泰勒指出：“认为分工为经济共同体的契约提供了充分原因则是社会 理论 最深的错误观念之一。分工并没有为经济共同体的契约提供原因。它仅仅描述了需要契约的条件。两个人合力架一根横梁要比一个人单干容易得多，但两人并不会因此就会一起架梁，除非有一种情况，即每个人都承认对方对于架好的棚屋拥有一部分权利。”约翰·泰勒所强调的是：要实现合作，不仅要求能够通过合作增加合作者们的总收益，而且能够保证在收益的分配上使所有合作者都能受益。所以，要建立有效的合作，其一，共同体内部应充分认可成员之间的相关关系；其二，应充分尊重成员间的相互需求。 合作具有 历史 传承性。马林诺夫斯基说：“一切组织和一切协调行为都是传统的绵续性的结果，并且在每个文化中，都有其不同的形式。”①苏珊·温认为：“建立社会组织所根据的概念构成任何一群人的认识遗产的一个重要部分。这个遗产代表关于如何组织生产的好几代人的知识，因此是任何一个国家所有的、用来追求经济 发展 的‘资本’的最有价值的形式之一。”② 合作的难度与成员个数成正比例。奥尔森指出：“组织成本是集团中个人数量的一个单调递增函数”。③诺思和托马斯也指出：组织“费用多寡往往直接与必须参加协议的人数有关”。④ 诚信是保证合作有效性的重要条件。诚信的维持在自律和他律两个方面。自律靠灵魂的自觉，而灵魂的自觉又需要灵魂的恐惧感来维持。他律靠 法律 制度，社会的法治化是提高诚信度的有效途径。人治的随机性本质上是破坏诚信的，而法治才是诚信建设的根本。 合作的路途有：血缘、地缘、业缘，其中血缘是合作的天然最短路径。血缘合作是人类最早期和最初级的合作形式。血缘合作可以渗透到地缘合作和业缘合作中。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血缘合作方式也会不断得到改进。但基于地缘和业缘的合作将会更加广泛化。 家庭是人类最基本的合作形式。家庭合作不仅仅使家庭成员获益无限，而且也使社会获益无限。所以，家庭的出现实是人类合作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企业 等各种类型的合作组织，是合作形式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在未来社会，人类的合作形式会更加多元化。 合作的最根本决定因素是生产力，但合作本身又是总体性原因的结果。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因素将综合 影响 合作本身的演进形式。经济是合作的基础条件，制度和体制是合作的保证条件，文化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