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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村建设中农民政治权利的法律保障 内容摘要 保障公民权利是建设法治国家和社会的核心要求，在我国，农民人口占绝大多数，所以，他们的权利保障特别是政治权利保障是不容回避的问题。本文将从选举权、政治参与机会、政治意志表达、村民自治、基层民主建设等方面来探讨农民的政治权利问题并提出相关的解决方法。 关键词 政治权利 选举权 政治参与机会 政治意志 民主建设 政治权利是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政治权利公平是人类社会最高层次的公平，然而，在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统筹城乡发展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农民作为社会的主体，占我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处于社会的底层，基本的政治权利尚未得到充分的平等享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农民政治权利现状分析 （一）选举权不平等 新中国成立以后，长期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农民获得了政治上的解放，真正成了国家的主人，并且与工人阶级结成了政治上的联盟，共同执掌人民民主的国家政权。但是，我国农民在实际政治权利的占有和利益表达方面仍然不公平，在人民代表选举方面与城市居民的政治权利仍有很大的差别。从历届全国人大的代表人数构成来看，农民代表明显偏少。第一届农民代表为63 人，占全国人民代表总数的5.14%；第二届农民代表为67 人，占全国人民代表的5.46%;第三届农民代表为209 人,占全国人民代表的6.87%；第四届农民代表为662人，占全国人民代表的22.9%；第五届农民代表为720人，占全国人民代表的20.59%；第六届农民代表为348人，占全国人民代表的11.7%；第七届农民代表与工人代表合占全国人民代表的23%；第八届农民代表为280 人，占全国人民代表的9.4%；第九届农民代表为240人，占全国人民代表的8%。从这些数据中可以看出，每一届农民代表占全国人民代表的具体比例不同，1995 年从表面上正在缩小这种名额上的歧视，但实际并未真正做到这一点。总的来说，农民代表明显少于工人和其他阶层的代表，这与中国农业大国占70% 的农业人口很不相适应，即使按照农村与城市的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数为8 ：1 的理论模型运算，假如农村人口占70%，城市人口为30%，则农村选举出来的代表应为30% 左右，这与每届农民代表所占的实际比例差距很大。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农民至少在选举权上没有被平等对待。至于被选举权，农民几乎没有享有。从建国到现在，除了陈永贵、郭风莲等以外，没有几个“国家干部”选自农民。并且，当前，我国农民已经从以前的同质性高、分化不明显阶层向异质性增强、快速分化阶层转化，农民层化现象日益凸现。这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和必然要求。分化了的农民的利益差别日益加大，有的阶层已经与农业生产不相关，只是户籍上的农民，他们有自己的利益追求和愿望诉求。所以对农民来说，没有被选举权意味着占全国人口近3/4 的人口不能直接参与国家和社会的管理，不能有效地表达自己的心声。 （二） 政治参与权主动性和自觉性程度低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进行了伟大的经济体制改革,广大的农民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伴随着改革步伐的加快，一系列政治体制改革措施全面的开展,为农村扩大农民的参政议政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舞台和不断扩大的自由度。农民政治参与是指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主体之一的广大农民群众通过投票选举、上访、诉讼等形式参与政治生活,表达自己的愿望,保护自己的切身利益,并试图影响各级部门决策的行为。并且在现实中，农民政治参与是建设我国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一般认为，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过程就是政治参与不断扩大的过程，一个国家公民的政治参与程度和水平越高，这个国家的民主程度和政治发展程度就越高，农民人口在我国占绝大多数，他们政治参与的程度和水平几乎决定着我国整个国家政治参与的程度和水平，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目标的实现。在我国，农民政治参与存在如下问题：参与的主动性和自觉程度低，参与的高指向性，参与要求与能力之间的反差大；农民掌握政治知识的整体水平仍然很低，农民政治参与态度也较低调，对政治的评价倾向于消极，农村社会分层、经济和社会地位、宗族和新闻媒体影响着政治参与，在中国农村宗族仍然是左右决策的主要力量；政治参与热情有待进一步提高，看客心理、热衷实利、忽视政治是主要表现，政治参与的质量较低，主要表现在从众性参与较多、参与仅限于社区性参与或问题性参与，政治参与的有效性较低，质量不高；；农民工政治参与率较低，政治参与受到各种限制。 （三） 政治意志表达的渠道过窄 公民是否有政治意志表达自由是一个国家民主程度的标志之一，专制的国度否定人民表达自己意志的自由。公民通过表达自己的政治意志来释放自己的能量以达到稳定社会的功能。在现代社会，政治意志表达自由也是公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