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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族群流动与族群边界的建构 　　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族群边界成为国际人类学讨论的核心范畴之一。本文以从贵州农村迁徙到昆明，从事垃圾回收职业并聚族而居的布依族为研究对象，试图呈现布依族的族群聚居空间——布依巷——的形成和演变过程，阐释布依族在移居城市之后族群边界构建的动因。布依族与城市居民的接触并未导致文化同化，反而进一步凸显了布依族族性并建构起刚性的族群边界，其动力来自布依族内部共同的文化聚合力及布依族与城市居民之间的社会张力，拥有经济和权力强势的城市主流群体对作为边缘群体的少数民族的社会排斥起着主导作用。 　　关键词：布依巷 族群边界 同业聚居 社会排斥 　　作者何明，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木薇，女，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云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地址：昆明市，邮编650091。 　　挪威人类学家巴斯（Fredrick Barth）主编的《族群与边界》一书于1969年出版之后，“族群边界”成为人类学界研究族群问题的重要理论而被反复提及与运用。族群边界理论摆脱了从语言、宗教、种族、土地等因素寻找族群认同的“原生论”（primordialism）的束缚，打破了从想象、创造、记忆等因素探寻族群建构理论模式的历史主义或本质主义的分析框架，运用现象学方法“悬置”了族群起源、历史构成、文化特征等问题的探讨，转而讨论族群之间排斥与合并的社会过程对于族群边界形成与保持的作用，否定了族群之间的文化差异以地理和社会的隔离为前提，人口流动与社会互动导致文化差异消失的论断，认为恰恰是族群之间的密切接触、相互依赖所形成的互补共生的互动结构促成了族际交往的规则或惯例的形成以及类别式（categorical）族群差异的保持，有时甚至促成了比以往更为强烈的族群意识。 　　该理论较好地解释了当今人口频繁流动，族群密切互动条件下族群边界依然存在的事实，因而一直受到人类学界，尤其是国内人类学界的重视；但是，它忽略了族群之间权力关系的问题，并未看到相互接触与依赖的不同族群所拥有的经济、政治、话语等权力的差异对于族群的“自识”与“他识”、认同感与异己感的形成所发挥的不同作用。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人口流动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族际间的接触与交往越来越频繁，形成了丰富而复杂的差异化文化变迁景观，为族群空间与族群边界理论的讨论提供了大量的经验事实。城市中少数民族群体的分布，大体可分为两大类型：分散居住、相对分散从业的网状分布；集中居住、相对集中从业的块状分布。后者形成了城市少数民族聚居区，又可分为城市中原本已有的少数民族社区（如许多城市的回族聚居区）和少数民族进城之后新出现的同族聚居并从事共同职业的少数民族社区。本文所讨论的布依巷，就是这样一种由进城务工的布依族在昆明市区新建的以捡垃圾为共同职业的少数民族聚居社区，为观察与讨论族群边界在城市中的建构和维持过程提供了具体案例。 　　在云南省昆明市，以“捡渣渣”（捡垃圾）为生的布依族家庭，聚居在布依巷这种特殊的城中村里，他们以族缘关系为纽带，以共同居住空间和共同职业为载体，在城市中建构了一种特殊的流动的族群边界。租金便宜、适合堆放渣渣的地方，几户甚至几十户布依族家庭便会将其租下合族而居。昆明市的拆迁改造并没有导致布依巷的消失，布依巷以流动的同业聚居模式还存在于昆明市的一些角落里。 　　进入昆明的布依族如何在城市里建构与维持块状的流动的族群边界？巴斯的族群边界理论对这样的经验事实有多大的解释力？带着这些问题，笔者开始了布依巷调查。2009年9-12月对位于昆明二环线附近的城中村社区，也是当时最大的布依族聚居点——五村——进行了第一阶段的田野调查，此阶段观察到布依巷流动范围相对固定在五村内；2010年9-10月进行了第二阶段的调查，此时昆明市委、市政府正式启动了《滇池草海北片区保护治理和开发建设项目》，五村内的布依巷由于城中村的拆迁改造迅速消失，2011年1月，五村最后一个布依巷被全部拆除，基于五村的调查至此中断；2011年4月底，笔者与重新“安营扎寨”于昆明西北边城郊结合部王村的布依族取得联系，发现布依巷在此重现，两个布依巷空间景观极其相似。本文主要以三个阶段的田野调查资料为基础，试图呈现布依巷的形成和演变过程，阐释布依族在移居城市之后族群边界构建的动因，从巴斯族群边界理论所忽视的族群之间权力关系的角度来揭示这种族群边界建构与维持的文化和社会条件。 　　一、布依巷自然空间边界的形成与演变 　　我国城市化是一个“城市包围农村”的过程。随着城市的扩张，一片又一片农村和农业用地被开发为居民住宅小区或城市新区。在新区与旧区、新区与新区、小区与小区之间往往会留下供农民和因土地被征用而由农村户籍转为城镇户籍的城市新型居民居住的“城中村”。城中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