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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藤湖南中国观的变与不变 　　摘要：从甲午战争到民国前期，内藤湖南的中国观既有时代性的变化，又有主体性的固守。内藤湖南在甲午战争初期产生了“中国未必守旧”的模糊认识，但在第一次中国旅行时演变为“中国守成论”，又在辛亥革命后正式形成了系统的“中国解体论”，进而演变为“日本兴中论”。近代日本汉学的危机意识、中国的现实状况与日本文化的主体性选择是造成内藤湖南中国观变与不变的三大要素。 　　关键词：内藤湖南；中国观；《燕山楚水》；《支那论》 　　中图分类号：K31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3）03?0223?05 　　内藤湖南（1866—1934年，名虎次郎，字炳卿，号湖南）是近代日本京都大学“支那学”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提出的“唐宋变革说”“文化中心移动说”等理论，被称为“内藤史学”或“内藤假说”，在20世纪前期的世界汉学研究中独树一帜，至今仍具有较大的学术影响力。在探究内藤湖南的“支那学”体系时，有必要梳理其中国观的形态与内容。尤其是当我们将内藤湖南在《所谓日本的天职》（1894年8月）与《新支那论》（1924年9月）中的中国观进行对比时，便可发现这两个时期内藤湖南的中国观存在明显的自相矛盾。也就是说，单纯从日本主体论[1]或思想变迁论[2]的视角对内藤湖南中国观的解读未能反映其全貌。内藤湖南中国观的表现形态是多样的，经历了一个由模糊到清晰、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