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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地理学视域中的长安气质 　　摘 要：唐长安应制诗中包括丰富的景观信息，代表着长安轴心期的主流思想和审美，成为钩稽长安气质的最佳文本。应制诗人在“垂直空间向度”、“水平空间向度和中心概念”两个维度上，崇“高”尚“广”重“中心”，表现出自然和人在空间中的互动，因政治和权力的渗入橐龠出长安城崇高闳阔的帝都气象。应制诗中大量的仪式描写是统治秩序内化为心理结构的表现，而此心理结构又左右着诗人观察空间和安排景观的秩序，从而形成对称中以“北”为尊的秩序感。对空间的独特观照陶钧出长安城富于秩序、稳健而又不失灵动的审美趣味。 　　关键词：长安气质；文化地理学；地方感；秩序感 　　作者简介：程建虎，男，文学博士，西安工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西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从事汉唐文学与文化研究。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唐长安应制诗的文化地理学观照”，项目编号：10YJCZH019；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唐长安应制诗的文化地理学观照”，项目编号：10H144；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五十批面上资助项目“唐宋应制诗的文化地理学观照”，项目编号：2011M501448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3）06-0128-06 　　城市气质是从城市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遗存中抽绎出来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取向、格调气韵和“抽象氛围”的融合[1]（P140），是在天人合一语境下人与城市（自然）的“生命共感”1，是人的淋漓元气与城市（自然）之气激荡冲决后橐龠而出的“新质”。透过这种“新质”观照城市，城市已超迈“物理境”而进入到“心理场”，是人与城市审美关系的固化和凝结。而这种“新质”又给城市中的人以气质的陶钧、审美的沾丐、思维的引导和光荣的召唤。 　　对城市气质的淬炼可以在很多领域展开，从文化地理学视域考察城市是一个重要的角度。自1925年卡尔·索尔发表《景观形态学》（The Morphology of Landscape）并将阐释文化景观作为人文地理学研究的核心开始，文化景观受到文化地理学者前所未有的关注。在他们看来，景观是穿梭在自然和文化二元概念间的经典“准—物体”（quasi-boject），其背后的“含义”承载着一个地区或一个民族的价值观、文化认同、生活方式、信仰诉求、权力构成等，既包括个体情感的体验与记忆，也包括群体价值观的隶属性和理想。[2]（P2-6）有人甚至将城市景观的作用推至“认识自己”[2]（P9）的高度。1由此我们可知文化地理学是研究城市（地方）气质的重要维度。 　　在文化地理学家看来，文学文本是研究景观的绝佳材料。文学作品都是在空间中展开，包含着丰富的地理信息，而作品中的情感体验与心灵想象正与景观研究的“含义”、“体验”相通。迈克·克朗说：“文学作品的‘主观性’不是一种缺陷，事实上正是它的‘主观性’言及了地点与空间的社会意义。”[3]（P56）这种主观性甚至被论家称为一种“真实”，波科克说：“小说的真实是一种超越简单事实的真实。这种真实可能超越或是包含了比日常生活所能体现的更多的真实。”[3]（P57）这使得文学文本成为“历史发展过程中空间被赋予意义的时刻”[3]（P58）。城市气质抽象凌虚，其地方意义“超出了那些可见的东西，超出那些明显的东西，深入心灵和情感的领域”，但并非不可方物，因为“文学、艺术就成了回答这个问题的答案，因为它们是人们表达这种情感意义的方式”。[3]（P138）笔者认为，并非所有文学文本都是探究城市气质的材料，而必须是一座城市“轴心时期”[4]（P134）的文本2，通过对这一时期文学文本的考察，才有可能得出一座城市（或地方）最具代表性、包容性和融通性的气质。 　　那么，凝定长安城的文学文本当是什么呢？毋庸置疑，长安城的“轴心时期”应该是在公元7世纪的唐代，此时的中国“巍峨雄踞在当时世界其他一切政体的顶峰”，“它是世界上最强大，最富饶，在许多方面堪称最先进的国家”。[5]（P107）而此时也是诗歌最为繁荣的时期，在初盛唐诗歌诸体中，应制诗是包含地理信息最多的一个部类，既有对城市及周边宏大景观的描写，如长安城、渭滨、未央宫、乐游园、终南山、华山、骊山等，又包含慈恩寺、三会寺、仙萼池亭、临渭亭、上官昭容院、麟德殿等小景观的地理信息。同时，应制诗中还蕴藏着丰富的非物质景观文化丛，如寒食、上巳、七夕、重阳等节日宴游，降诞日和满月的朝贺，人日的剪彩缕人，立春日的剪彩花等。而应制诗又是君臣间的言说，其创作主体为朝中贵要，是当时主流意识形态、思维方式、审美取向和生活格调的代表。另外，应制诗创作自汉末建安间滥觞，于初盛唐达到极盛[6]（P165-173），写于唐长安城的应制诗代表着古代应制诗创作的最高成就，从这些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