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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民族与文化融合对财计官制传承和发展的影响 　　[摘 要]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财计官制的演变，对我们深入理解隋唐官厅会计对秦汉官厅会计的传承与发展，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而不同民族和文化的大融合又是这一时期主旋律，因此，要深入了解魏晋南北朝时期财计官制的演化及其历史意义，就必须立足于不同民族与文化融合的视角以历史发展的脉络来探讨。文章以最具有代表性的第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北魏王朝为例，分析了其政治文化背景、财政赋税制度以及财计官制的历史演进情况，并尝试从民族和文化融合的角度探讨少数民族政权在传承与发展秦汉财计官制的历史作为及内在规律。 　　[关键词]民族融合；财计官制；官厅会计；北魏；传承 　　问题的提出 　　秦汉时期，封建财计组织系统已初步建立，不仅税收与国库收支控制关系明确，而且在运输、钱币铸造、价格平抑方面也形成了分工主事关系，更开创了将国家财政与皇室财计相分离的制度设计。[1]而唐朝建立的“三省六部制”中央组织体制即为后世沿用的财计组织制度，甚至造成了世界性影响。[1] 　　然而从秦汉文明到隋唐文明，并不是顺利的一脉相承，这期间历经了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最混乱长达三百多年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时期各民族建立的大小王朝林立，不同王朝的官职设置及财计组织存在较大的差异和不稳定性，常常出于政治、军事方面的目的而改动。从历史上来看，一方面，这一时期很多政权的财计组织设置相比秦汉时期出现了许多方面的倒退，但另一方面，又因为不同民族和文化融合，也在个别方面表现出发展与进步。 　　因此，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财计组织设置的演变，对我们深入理解隋唐官厅会计对秦汉官厅会计的传承与发展，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这一方面的研究，已有文献主要集中在著名会计史学家郭道扬教授的著作《中国会计史稿》（上册1982、下册1988）和《会计史研究》（第一卷）当中。郭道扬教授在这两部著作中对魏晋南北朝时期财计组织设置的演变进行了开创性研究，并分析了其承前启后的历史意义。 　　因此，本文立足于郭道扬教授的研究，以最具有代表性的第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北魏王朝为例，进一步从民族和文化融合的角度，尝试探讨少数民族政权在传承与发展秦汉财计官制的历史意义及内在规律。 　　一、北魏建国前后的政治经济背景、财政赋税制度及相应的财计组织设置 　　（一）北魏建国的政治经济背景：奴隶制与封建制的冲突与融合 　　自东汉后期开始，鲜卑族逐步强大起来，取代日益衰败的匈奴成为北方的强敌，于公元439年灭凉国统一中国北部而建立起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少数民族王朝北魏。 　　北魏建立的前身是鲜卑拓跋猗卢建立的代国。受先进封建文化影响较大的代国灭亡之后，鲜卑慕容部和拓跋部先后崛起。尽管最终统一中国北部的是对汉文化较为抵触且好战凶残的鲜卑拓跋部，但其充分认识到原汉族士人集团对其统治中原的重要性，遂通过任用张衮等汉族士人制定官制、创立国体，从而将晋朝的部分内容吸收并融合到北魏制度中来。[2] 　　政权的统一带来的互动和融合让这个国家进入了一个多民族、多元文化的磨合期。因此，在北魏初呈现出这样的特殊国情：经济上虽已开始发展封建农业，但主要来源还是原始的游牧经济；官职体系中重用汉人士族治理国家，但战争有关的所有事宜却须征得握有兵权的各部落首领的认同。这种国情的本质在于：北魏建国前后正是鲜卑族大酋长世袭权和财产私有制初步形成的阶段，奴隶制度本应是其发展道路，然而其却被包围在封建制度的汉族社会中。[3]这样一种从生产方式到政体制度的不同文化并行和融合必然要经历痛苦的磨合期，但也为北魏王朝财政赋税制度及财计官制对汉制的传承与发展奠定了开阔的环境基础。 　　（二）北魏建国前后的财政赋税制度：临时征发为主 　　北魏初统一，面对被战争极大破坏的商品经济和严重干扰的自然经济，首要解决军民的粮食问题。加之鲜卑原有的畜牧业与后占领地区的农业生产方式差别甚大，北魏重用的士族汉臣与各部落首领意见分歧，初期的赋税、徭役等多为应急之用，远未形成规范严格的制度。对此，北魏主要实行过渡性赋税征管办法北方游牧民族的征发制和中原租调制并用：其一为本部落的贡纳，其二是对统治下的牧民按牲畜课税，其三为对被征用的汉民，则征收租调。[4]但这一时期的赋税“双轨制”存在许多问题：税赋标准的不稳定性；贵族免赋税而平民不堪重负；坞堡隐藏了大量人口而大大减少了国家税基以及但凡有战事即有临时征发现象等。折衷的权宜之策充分反映出国家财政组织上的无力与混乱。 　　魏道武帝自公元387年实行班赐制度。这一制度发挥了巨大的激励作用：利用班赐群臣将士各有差的办法，使诸部大人和鲜卑兵意识到战争中掳掠的利益比游牧大得多，从而愿意跟随他力战，拓跋部也因此成为好战民族。[3]班赐制度随北魏建国一直保留了下来，直到孝文帝太和八年。一方面是因为未建立正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