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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楚辞集注》篇目考察 　　摘要：朱熹持道文统一并以道为本的道文观念，注重对作文者的道德行为加以考察，并以此对《楚辞集注》篇目进行安排。他因推崇屈原之道德行为而将其二十五篇划分为“离骚”类，奉为经；将宋玉等人的作品划分为“续离骚”类，归为传；将作者道德不合儒家理想规范的东方朔、王褒、刘向及王逸等人的作品删去，增加有经世之才的贾谊所作赋两篇。 　　关键词：朱熹；道德行为；《楚辞集注》；篇目 　　中图分类号：I207.2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4）03-0171-006 　　朱熹以道文观念为指导，于《楚辞集注》篇目选择上遵循“性情”与“义理”兼得之原则，他在王逸《楚辞章句》基础上，将屈原创作之二十五篇划分为“离骚”类，而将宋玉、景差、贾谊、庄忌、淮南小山等创作之八题十六篇作品划分为“续离骚”类，并将东方朔《七谏》、王褒《九怀》、刘向《九叹》以及王逸《九思》等四篇删去，而增加贾谊《吊屈原》、《服赋》两篇。 　　一、划分“离骚”类与“续离骚”类 　　朱熹将屈原的《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等二十五篇定为五卷，归为“离骚”类，将宋玉之《九辩》、《招魂》，景差之《大招》，贾谊之《惜誓》、《吊屈原赋》、《服赋》，庄忌之《哀时命》以及淮南小山之《招隐士》共十六篇定为“续离骚”类。朱熹之所以这样去区分，在于他认为“经”“传”有别，乃秉承孔颖达之“凡非正经者谓之传”的主张。他在《楚辞辩证》中说： 　　洪氏目录《九歌》下注云：“一本此下皆有传字。”晁氏本则自《九辩》以下乃有之。吕伯恭《读诗纪》引郑氏《诗谱》曰：“《小雅》十六篇、《大雅》十八篇为正经。”孔颖达曰：“凡书非正经者谓之传，未知此传在何书也？”按《楚辞》屈原《离骚》谓之经，自宋玉《九辩》以下皆谓之传。以此例考之，则《六月》以下，《小雅》之传也；《民劳》以下，《大雅》之传也。孔氏谓凡非正经者皆谓之传，善矣；又谓不知此传在何书，则非也。然则吕氏实据晁本而言，但洪、晁二本，今亦未见其的据，更当博考之耳。[1]7 　　朱熹考证洪兴祖、吕伯恭、晁补之、孔颖达诸说，但依然有些疑义，不知的确证据何在，但因朱熹尊崇屈原，故而从孔颖达之说，尊屈原所作为经，而后续者为传。这在《朱子语类》中也有论及： 　　问：“分‘诗之经，诗之传’，何也？”曰：“此得之于吕伯恭。风雅之正则为经，风雅之变则为传。如屈平之作《离骚》，即经也。如后人作《反骚》与《九辩》之类则为传耳。”[2] 　　学生问为何要分《诗》之经、传，朱熹说此乃从吕祖谦之观点，以风雅之正、变分为经、传，举例如屈原之《离骚》即为经，而后人作便为传。 　　朱熹尊屈原文章为经，源于其道文观，因为对屈原道德品行之尊重，所以推崇其文章，以为典范他说：“原之为人，其志行虽或过于中庸而不可以为法，然皆出于忠君爱国之诚心。原之为书，其辞旨虽或流于跌宕怪神、怨怼激发而不可以为训，然皆生于缱绻恻怛、不能自已之至意。虽其不知学于北方，以求周公、仲尼之道，而独驰骋于变《风》、变《雅》之末流，以故醇儒庄士或羞称之。然使世之放臣、怨妻、去妇，?泪讴?于下，而所天者幸而听之，则于彼此之间，天性民彝之善，岂不足以交有所发，而增夫三纲五典之重？此予之所以每有味于其言，而不敢直以‘词人之赋’视之也。”[1]2朱熹认为屈原之志行或有不合中庸之处，但都出于忠君爱国之诚心，其书都出于缱绻恻怛、不能自已之至意，故而其辞赋不能仅仅看作词人之赋，而应当作有补世教的教材。屈原这种诚心、至意就源于道，而屈原辞赋就是出于道的诗文，故朱熹便认为《楚辞》与《六经》作用一样。 　　朱熹认为道与文是统一而不可分割的两个部分，他在《读唐志》中论道：“欧阳子曰：‘三代而上，治出于一，而礼乐达于天下；三代而下，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此古今不易之至论也。然彼知政事、礼乐之不可不出于一，而未知道德文章之尤不可使出于二也。”[3]3373-3374朱熹明确指出“道德”与“文章”也是不可分离的。这个“道”是以三代圣贤之伦理道德为楷模，其实指向作文者之道德品行。他说：“夫古之圣贤，其文可谓盛矣，然初岂有意学为如是之文哉？有是实于中，则必有是文于外，如天有是气则必有日月星辰之光耀，地有是形则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圣贤之心，既有是精明纯粹之实以旁薄充塞乎其内，则必著见于外者，亦必自然条理分明，光辉发越不可掩盖，不必托于言语、著于简册，而后谓之文，但自一身接于万事，凡其语默动静，人所可得而见者，无所适而非文也。姑举其最而言，则《易》之卦画、《诗》之歌咏、《书》之记言、《春秋》之叙事，与夫礼之威仪、乐之节奏，皆已列为《六经》而垂万世，其文之盛，后世固莫能及。然其所以盛而不可及者，岂无所自来，而世亦莫之识也。”[3]3374古者圣贤之文出于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