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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窃罪与诈骗罪的关系
[作者简介] 陈洪兵(1970―),男,湖北荆门人,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刑法解释学
[摘要] 虽然处分行为是区分盗窃与诈骗的关键性要素,但只需认识到财物外形上的占有转移即可,因而“处分意思不要说”相对合理;三角诈骗与盗窃罪间接正犯的根本区别在于,受骗者是否具有处分他人财产的权限和地位,此应以阵营说为基础,结合社会的一般观念进行判断;盗窃罪与诈骗罪不仅可能形成想象竞合,还可能存在法条竞合,同时符合两罪构成要件时,应以盗窃罪定罪处罚;承认二罪之间存在竞合关系,有助于认识错误和共犯问题的处理。
[关键词] 诈骗罪;盗窃罪;处分意思;处分权限;竞合
[中图分类号] D92411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8―1763(2013)06―0134―08
刑法第264条规定:“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第266条规定:“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从法定刑看,盗窃罪与诈骗罪似乎没有差别,其实两罪的处罚严厉程度有所不同。一是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是单独入罪的条件,没有数额较大的要求,而成立诈骗罪必须达到数额较大;二是司法解释规定,盗窃罪数额较大的标准是1000元至3000元以上,而诈骗罪是3000元至1万元以上,相应地,盗窃罪中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也比诈骗罪要低得多。不难看出,盗窃罪的处罚实际上比诈骗罪要严厉。所以,准确区分二罪,在量刑上具有重要意义。此外,在罪质评价上,二者也存在差异。相对于盗窃罪这种他损犯罪,诈骗罪是一种自我损害的犯罪,被害人具有一定的过错,要么出于贪婪心理,要么过于轻信对方,盗窃罪则不然,即便是疏于保管等原因导致被盗,被害人也往往没有明显过错。被骗是否比被盗更难于启齿,虽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不可否认,具体行为是被评价为盗窃罪,还是诈骗罪,即便被害人不关注,被告人也不可能不在乎。再者,准确阐释各罪的构成要件,清晰界分此罪与彼罪,也是罪刑法定主义的要求。故而,明确盗窃罪与诈骗罪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处分意思的要否
诈骗罪的基本构造是:欺骗行为→错误→交付(处分)→财物?利益转移。诈骗罪是基于他人有瑕疵的意思交付(处分)财产而转移占有的犯罪。而盗窃罪,是违反被害人的意思,将他人占有下的财物转移为自己或者第三者占有。虽然二者同为夺取罪(即占有转移罪),但诈骗罪属于表面上得到被害人同意的交付罪,而盗窃罪是未经被害人同意的盗取罪。
虽然理论上均认为,处分行为的有无是区分盗窃罪与诈骗罪的关键,
但对于处分行为人是否需要处分意思(即处分意识),以及处分意思的内容如何,则存在分歧。处分意思必要说认为,评价处分行为,不仅要求受骗者在客观上具有处分财产的行为,而且要求主观上具有处分财产的意思。如果肯定无意识的处分行为,会导致难以区分盗窃罪与诈骗罪。
而处分意思不要说认为,只要被骗者客观上存在处分行为即可,不以主观上存在处分意思为必要。
处分意思缓和说(即折中说)认为,即便是处分意思不要说,为了肯定存在“基于对方有瑕疵意思的占有转移”,也以存在某种转移意思为必要;而且,也将虚构所交付之物的价值的情形包括在内,因此可以认为,如果对处分意思的内容作相对宽泛的理解,两种学说之间只是限于表面的对立。
应该说,“日本刑法理论中的处分意识不要说与处分意识必要说在具体结论上,并不存在特别差异。”因为,“处分意识不要说一般将‘处分意识’理解为财产处分者对所处分的财产的价值(价格)、数量、种类、性质有完全的认识,进而认为不要求这种完全的认识;而且,持处分意识不要说的学者,为了肯定受骗者‘基于意思而转移占有’,也要求受骗者有某种转移的意思;而持处分意思必要说的学者通常对处分意识做缓和的解释。于是,二者的对立呈现表面化的局面。”
关于处分意思是否必要的各种学说,实质分歧在于,对处分意思的内容,即处分行为人的认识内容、认识程度的理解的不同。主张处分意思缓和说的日本学者山口厚认为,只要出于占有转移的意思,即便并未具体认识到所转移的物或者财产性利益的存在亦可;对所转移的物或者财产性利益的价值、内容、数量存在错误,也可认定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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