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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中介间性观：当代艺术文化与艺术文化学新探 　　摘要：近十年来，艺术文化产业化带来的社会多主体、互主体文化再生产的复杂关系和机制，使得本土艺术学界近三十年来以“中介论”解决艺术与现实非线性关系的合理性与能动性日显局促。在文化产业化时代，由于所有“中介”都是由人构成并受人的意志决定的利益主体，同时又由于人的社会角色和诉求从来不是固定不变的，即如每一生产者必然也是消费者这种“主体间性”现象的普遍存在，使得梳理和检视当代艺术文化学理论建设与学科发展不免发生一个新维度――“中介论”与“间性论”的理论、实践关系和问题；而由诸如自媒体、身体符号化等现象表现出的主体间性意义上的人的社会身份再生产诉求，在比照出“中介论”尚存有前现代尾巴的同时，也彰显了“间性论”的历史新特征。基于间性理论、间性思维的内在特质和要求，研究它不仅可能会找到当代艺术文化学新的逻辑范式和支点，同时也可能会为艺术社会学乃至艺术学的进一步转型提供借鉴和启示。 　　关键词：艺术文化；艺术文化学；艺术社会学；学科转型；中介论；间性论 　　中图分类号：G05；J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13）04-0101-11 　　收稿日期：2012-12-31 　　基金项目：福建省社科规划项目“当代艺术文化与艺术文化学研究”（200682085）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程原（1961-），男，回族，河南郑州人，集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在当下的中国，从生产资讯到文化消费，经济、社会和常人生活中的视觉化、象征化现象日益突出，市场行为与社会互动不仅呈现出鲜明的中介化和间性化特征，而且作为特殊的文化生产方式，艺术文化的产业化，还被视为是最主要的承担者而不断被社会所倚重。就艺术文化学而言，这种不断扩大且日益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社会文化态势，既获得了学科理论视角的“中观”性，同时也呈现出与传统艺术文化学范式有别的新内容。 　　一、历史的回望：中外学术史综述 　　以新世纪为界，就世界范围看，作为外来物，艺术文化一词虽较早出现，但就学科意义而言，无论是英美还是欧陆，至少在20世纪上半叶也未达到成熟；而且有意思的是，作为现代艺术学意义上的分支学科，艺术文化学从发生到现在，始终与艺术社会学有着某种孪生性、互文性和共生性。在我国，具有学科意义的艺术文化学构建至今尚不足30年。虽然20世纪新文化运动前后一个时期的文化之争和艺术理论转型，为艺术在社会文化中寻绎了一定地位，并促成了本土艺术文化学和艺术社会学最初的蒙发，但其总体上还是一种非学科性的自发状态。新中国成立前后至20世纪70年代末，有关艺术文化的探讨，一方面受到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苏联艺术社会学模式的影响和抑制，一方面又随着“中苏”意识形态分歧、国家断交和我国极左思想的遏制，从而使得包括20世纪50年代之后苏联相对成熟的艺术文化学理论既无话语平台，也不构成影响。“文革”后自20世纪80年代始，随着美学、文化热的勃发，我国艺术文化学研究开始成为一种自觉的学科化要求。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从美学到艺术文化学、艺术社会学，相继开始不断将“中介理论”作为自身学科“现代转型”的核心理论和范畴，以致至今都保持了这一基本的共有特征。具体讲，除了匈牙利学者豪泽尔在其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德、英、中不同文字相继出版的《艺术社会学》中，因明确提出并运用“社会互动”性质的“中介论”而影响世界之外，按出版时序，国内最突出者，一是劳承万1986年版的《审美中介论》专著，该书通过对人的社会关系结构内化意义上的心理机制的内外归因与统一，挑战了当时的审美关系二元论和艺术机械反映论的思维定势。二是1988年周宪等人通过其《当代西方艺术文化学》译序，表明“有意提倡一门艺术文化学”，并借鉴西方文化社会学的概念这样界定：“艺术文化学应当是一门在文化场中研究艺术‘场效应’的学科”；其构成上应包括专事于基础理论研究的“艺术文化哲学”和面对艺术现实的“中介层次”的“艺术文化批评”两个基本部分。这是国内首次将“艺术文化学”与“中介”概念相联系。三是1990年杨春时的《艺术文化学：超越的文化》专著，作者此时虽仍将艺术文化的核心建立在主体性观念上，但其将“目光向下”到艺术文化生产与消费基本过程的同一性中则颇有具体化的推进意义。有必要提到的是，尽管学科取向不同，但姚文放1993年出版的《现代文艺社会学》，由于继承接受美学心理机制这一“内在社会工具”和豪泽尔的理论传统，明确以中介论来解释艺术与社会生活之间的联系，提倡寻找并逐个敲开连接两端的中介环节的硬壳和结构，以及尝试揭示中介的“双向互动”等努力，在相当一个时期里颇有影响。四是1996年丁亚平出版的《艺术文化学》。也许是有意回避“中介”存在方式的实体性或是传统社会学意义上的“结构”性，其论点是：一切艺术文化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