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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的私征私派 　　摘 要：私征私派，一般指政府官吏违反国家政策制度，以多种名目和手段，超额征派赋税和劳役的行为。清初各地普遍存在着私征私派的现象，在地丁银、漕粮、差役、驿站等税赋领域，几乎都能看到超额征派的情况，给社会造成巨大的危害。对此，清初统治者始终严令禁止，视私征私派为贪污受贿，采取一系列重典予以封杀，但收效甚微。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除吏治问题外，还存在着深刻的制度性因素。即清政府为解决中央财政的极度困难，实施了对地方财政的持续性削减与紧缩的政策，使得原本就入不敷出的地方政府，更加举步维艰。清初私征私派所暴露出的地方财政问题，并没有因“三藩”平定、台湾统一，全国性大规模战争的结束而得到解决，地方经费依然严重不足，以至最终形成清代地方财政的体制内运行与体制外运作共存的特点与局面。 　　关键词：私征私派；赋税；财政；清初 　　作者简介：陈桦，男，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清代经济史、清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3）03-0145-11 　　私征私派是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社会现象。所谓私征私派，一般指政府官吏违反国家政策制度，以多种名目和手段，超额征派赋税和劳役的行为。由于这种行为额外增加了人民的赋税负担，降低了政府财政税收效率，扩大了贫富间的不均衡，加剧了已有的社会矛盾，因此，千百年来一直受到来自社会大众和各界舆论的严厉抨击。正是由于私征私派的危害，历代封建统治者态度鲜明地试图加以禁止。如同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有其自身发生、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一样，私征私派问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以及不同的社会环境下，其表现形式与特点均有所不同，形成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本文以清军入关后建立全国政权至收复台湾这一历史时期为着眼点，探讨清初私征私派现象的特点与成因，以期从一个侧面，考察和剖析清初的社会及政府财政状况。 　　一、清初社会动荡下的超额税收 　　清初是一个动荡的社会。清统治者为在全国确立政权，持续进行了大规模战争。从消灭农民军及南明政权到平定“三藩”叛乱，至康熙二十三年统一台湾，经过近四十年，战争局面才暂告结束。与此同时，社会生产遭受严重破坏，耕地大面积荒芜，人口大量逃亡，“一户之中止存一二人，十亩之田止种一二亩”[1]（卷13， 顺治二年正月己丑条）的情况非常普遍，国民经济几近崩溃。 　　其间，对于清初统治者来讲，最迫切需要的莫过于源源不断的大量物资供应，以支持军队的频繁作战。清初统治者在定都北京后，便立即制定了新王朝的税收政策。顺治元年十月十日诏：“地亩钱粮俱照前朝会计录原额，自顺治元年五月初一日起，按亩征解。凡加派辽饷、新饷、练饷、召买等项，悉行蠲免。……有司征收钱粮，止取正数。凡分外侵渔、秤头火耗、重科加罚、巧取民财者，严加禁约。违者，从重参处。”[1]（卷9， 顺治元年十月甲子条）从政策的表述看，新政权似并未急于从民间大量敛财，而更多的是侧重于政治的考虑，即革除明季暴政，笼络民心，以便稳定社会，巩固新政权。因此，清初颁行的赋税新规中，突出了两个重要的原则。其一，减税。废除明朝政府万历四十八年以后增加的税负。其二，禁止地方政府私征私派，即超额征收赋税。1 　　然而，严酷的社会现实却使实际的税收形成了另外的局面。一方面是伴随政治及军事的进展，政府支出越来越大，同时，由于大量的土地荒芜和人口的逃亡，赋税实际承担者的数量却大幅减少。因此，要满足清初军事、政治的物质需求，实际的做法只有一个，也就是对仅存的纳税者们实施超额征税。而超额税的征收，大都是地方政府以私征私派的形式实现的。 　　（一）清初超额税收的普遍现象 　　清初各地普遍存在着私征私派的现象。顺治十五年，工科给事中史彪古奏称：“今之州县，每有一项正供，即有一项加派。”[1]（卷121， 顺治十五年十月癸巳条）其言并非夸张。现有大量材料记载着清初各地私征加派之事。在广西做过巡抚的彭鹏曾疏言：“广西州县借端私派，名曰均平。……诸州县大者派至三千两，其次一二千两。不肖官吏，往往先征均平而后正课，甚者均平入己，遇事复行苛派。”[2]（卷277，P10089-10090）清初名臣赵申乔也曾以其所见所闻，历述湖南各地的私征私派，认为“横征私派之弊，为祸尤烈”2。顺治初年，清军进入河南、浙江、福建等地，临时加征异常凶猛。清人记述：“河南地方，陈德兵马经过，勒派车辆，即逾四万余金。如此之类，过于正赋者不知几许矣。近日闽浙用兵，百姓摊派之苦，供兵供马，解草料，解钉铁，解油炭，解船木桅木，行赍居送，十室九空。”[3]（卷12，《敬陈时务疏》）而在藩王控制的广东，则“正赋之外，夫役匠役有派，河船马船有派，炮车铅药器具有派。又有以藩令采买，名曰王谷、王蓆”[1]（卷123， 顺治十六年正月癸卯条）。种种派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