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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嵩焘《礼记质疑》研究 　　[摘要] 《礼记质疑》是郭嵩焘最主要的礼学专著，历来学者对其褒贬不一。文章在对《礼记质疑》进行较深入的研究后，不赞成对该书过分地贬斥，认为该书虽有不少疏失，但其中言之成理的意见亦不在少数，甚至可以说，该书于治礼发表了一些较好的意见（观点）。 　　[关键词] 郭嵩焘；礼记；礼记质疑 　　[中图分类号] B259.9[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8―1763（2013）02―0119―05 　　《清史稿》卷四百四十六：“郭嵩焘，字筠仙，湖南湘阴人。道光二十七年进士，选庶吉士……”曾积极帮助曾国藩治军。“光绪元年，授福建按察使，未上，命直总署。擢兵部侍郎、出使英国大臣，兼使法。”郭嵩焘代表清政府与洋人打交道，积累了丰富的外交经验，西方人士对他评价很高，说“郭氏已树立一高雅适度榜样，与外国相处无损其影响与威仪”（The North China Herald，April 4，1879，P.291）。后乞病归，主讲长沙城南书院。“嵩焘虽家居，然颇关心君国。”“著有《礼记质疑》四十九卷，《大学中庸质疑》三卷，《校订朱子家礼》六卷，《周易释例》四卷，《毛诗约义》二卷，《绥边徵实》二十四卷，《诗文集》若干卷。”光绪十七年（公元1891年），郭嵩焘逝世。《清史稿》本传. 　　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2473-12475页。 　　郭嵩焘的礼学专著，主要是《礼记质疑》，此外还有《校订朱子家礼》。另有一些讨论礼制礼学问题的短篇论文。本文拟研究郭嵩焘《礼记质疑》的得与失。 　　一《礼记质疑》其书以及相关的不同评价 　　据《礼记质疑?自序》，到写自序时（光绪十六年）《礼记质疑》已“成书二十馀年”《郭嵩焘诗文集?文集》卷三. 　　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21页。。则实际成书时间在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之前。这与自序里说的攻读“戴《记》”及相关之书（譬如“船山《礼记章句》”）始于“咸丰壬子”（公元1852年）时间范围相合。盖郭氏攻读“戴记”及相关之书，思考有关问题（如同自序所说“乐发其疑”），而后进入《礼记质疑》之撰作，到同治九年之前成书，用了十八年；再到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思贤讲舍始印行此书，又过了二十年。从咸丰壬子（公元1852年）到光绪庚寅（公元1890年），前后三十八年方问世，《礼记质疑》在郭嵩焘诸多著作中无疑也是具有特别意义的。 　　郭嵩焘为思贤讲舍印行的《礼记质疑》特意作了自序，对这个过程做了回顾。《礼记质疑自序》是体现郭嵩焘礼学思想的文章之一。该文有两个重要内容，其一是说戴《记》其书的旨趣，其二是说《礼记质疑》的旨归。他说： 　　凡戴《记》所录，皆发明二经之义趣也；二经所未具，亦常推广而补明之……其言列国时事，多与《左氏》异同，要以发明《春秋》之义例，以著礼之大经；诚欲上考古礼，必此之为涂径也，而拘牵文义、交午?格亦多矣。《郭嵩焘诗文集?礼记质疑自序》.岳麓书社1984年版，岳麓书社1992年版《礼记质疑》，前亦附此自序。 　　这里所谓“戴《记》”，指汉戴圣编辑的《礼记》，所谓“二经”指自序前面已经言及的“《仪礼》《周官》经”。郭嵩焘认为戴《记》的内容都是为阐述《仪礼》、《周官》两经大义而发的；如果两经还有并不具备而又应该强调的大义，戴《记》则予以发挥并加以补充。戴《记》牵涉的列国时事，则与《春秋左传》有异有同，其大旨以宣扬《春秋》义例、周礼大义为归。这样说来，要追溯古礼，就必须明白戴《记》的含义；而戴《记》中可能有某些不容易说通，甚至互相矛盾的地方。 　　这篇自序下文说到郑玄传经之功（包括注小戴《礼记》的贡献），说到“汉学”与“宋学”，而“嵩焘区区，时有疑义，一准之经，以校注之有合与否”，这就是《礼记质疑》之所以作的缘故了。他还说到： 　　戴《记》一书发明《礼经》之意，周秦间儒者为之。其言非尽纯也……嵩焘于此粗涉其藩篱，所以乐发其疑，将徐俟其有悟焉，庶以求益也。 　　《礼记质疑》.岳麓书社1992年版，前附郭嵩焘自序。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说戴《记》为什么而作已与前文不完全相同了。前文说戴《记》所录皆发明二经（《仪礼》和《周官》）之义趣，这里说“戴《记》一书发明《礼经》之意”，依礼学界共识，《礼经》就是《仪礼》。郭嵩焘这里的说法，其实比前文准确。前文表示过对朱子的尊重，而朱子《乞重修三礼?子》有与郭嵩焘相似的观点。《朱子语类》卷第八十四、第八十五、第八十七也载有朱子关于《礼记》与《仪礼》关系的论断，如卷八十七说“《礼记》只是解《仪礼》” 　　《朱子语类》卷八十七.岳麓书社1997年版，第2000页。。又，郭嵩焘谓戴《记》一书是“周秦间儒者为之”，这就告诉我们：在郭嵩焘看来，戴记应该算先秦之书，而不应将其整体视为秦汉之间出现的书，更不应视其为汉人之书（譬如汉武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