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翻译文体学视域下典籍英译的文体选择与翻译策略.docVIP

论翻译文体学视域下典籍英译的文体选择与翻译策略 　　[摘 要] 典籍英译译者翻译的过程其实就是进行文体选择的过程。译者基于自身的背景知识，采用相应的翻译把自己的信息意图通过文体选择传达给译语读者。译者采用何种翻译策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译语读者基于译者的文体选择进行逆证推理所获得的关于译者信息意图的一系列设想与原语读者基于原作者的文体选择进行逆证推理所获得的关于原作者信息意图的一系列设想是否一致。如果译者不仅保留了原作者的信息意图，而且其文体选择给译语读者的推理距离与原作者文体选择给原语读者的推理距离基本一致，其译文即可被认为是忠实于原交际行为的翻译。 　　[关键词] 文体选择；翻译策略；逆证推理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639（2013）04-0063-07 　　一、问题的提出 　　文体，简言之，即可感知的有特色的表达方式[1]。芬兰语言学家Enkvist指出：文体即选择，即在可供选择的表达中做出选择。换言之，即以最有效的方式说出正确的话[2]。翻译文体是译者基于美学或主题而做出的选择，“翻译文体学”隶属于文学批评范畴[3]。典籍翻译的性质决定了典籍翻译须经过语内翻译和语际翻译两个阶段[4]。相比较而言，语内翻译所涉及的原语与译入语之间主要是时间上的差距，而语际翻译，除了时间上的差距外，还要面对不同空间或文化语境中所使用的不同的语言[5]。面对时空的差距，译者如何基于诠释的历史性对文体做出选择？选什么与怎么选是横亘在译者面前必须解决的难题。 　　二、文体翻译的研究方法：基于传统与文化的思考 　　译者作为典籍的读者，首先面对的原文本的表述乃是原作者选择的结果；其次，译者作为目标文本的创作者，其译文表述又是其自身选择的结果。其中的关键是：被译者感知到的原文有特色的表达方式是“如何传递到译文中，亦或经过了怎样的改变在译文中表达出来，亦或在何种程度上被或能够被保留在译文中”[6]。西方学界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可追溯至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所著的《诗学》。其后罗马作家关于文体的观点部分基于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和文艺美学理论。对于这些罗马作家而言，翻译极为重要，他们的观点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其后的作家，尤其在字对字翻译和意对意翻译的区分上[7]。西塞罗和贺拉斯认为原文的文体和效果很重要，对如何在翻译中予以保留给予了高度关注[8]。对文体翻译的研究亦肇始于《诗学》的文艺学和语言学理论，这一研究自20世纪60年代起日益受到重视，其具体研究方法表现为结构主义语言学（及后来的早期转换生成语法）的方法和文艺批评的细读法。结构主义语言学着重于以最详细的方式识别和分类语料，而转换生成语法则认为以结构主义的方式对个体语言的语料进行分类并以源于这些语料的潜在规律性的归纳法为解释方法尚不足以解释语言。转换生成语法关注人的意识以及语言如何反映意识。它提出了普遍的认知原则，目的在于以演绎法解释语料如何从这些原则中推论出来。转换生成语法关注的是作为语言解释源泉的意识，在这一点上与结构主义语言学不同，但两种方法与基于文本的文艺批评都共享了一个共同特征，即对语言的形式特征是重要的理解是一致的[9]。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具有文化传递性。就翻译活动来说，语言这个载体可以分为天然载体和人工载体两种。A语言承载A文化时，A语言是天然载体，完全胜任。翻译中当A语言转换为B语言，由B语言来承载A文化时，B语言就是 A文化的人工载体，此时B语言就不能完全胜任，只能说B语言能在宏观上承载A语言文本的文化，而在微观上就会在结构、语义和语用方面产生空缺或部分对等的情况。宏观文化是文本整体内容所反映的文化以及它根植于其中的某个民族的特定的社会文化。微观文化就是蕴含在语言各层面的文化因素[10]。雅各布森指出：语言符号的物质实体与语言符号的能指属性截然不可分割[11]。翻译，在严格的意义上是不可能的，至少对于文学性文本而言是不可能的，但创造性置换是可能的，因为认知经验是共通的[12]。传统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家认为，语言具有任意性，而通过强调语言的文艺美学功能，雅各布森与持语言具有任意性观点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家划清了界限。的确，具有文艺美学功能的语言是非任意性的，受制于蕴涵着言外之意的音调模式，有时深奥且可有多种解释，因此在功能上不仅不同于非文学语言而且也不同于非韵文语言[13]。汉字诚如雅各布森所言，汉语就不具备任意性的特点。汉字属于形象表意文字，同表音文字有本质的区别。汉字通过象形、指事、会意、形声，用丰富多变的符号形象组合式，共同的特点是以形象提示意义，它们的基本性质则是以感性的形象思维激发理性的概念思维。这就跟拼音文字有截然不同的区别，后者只是用简单的语音符号来激发概念思维，中间没有形象思维所需要的审美感性来加以“嵌合”。同时，声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