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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袁枚性灵说的历史风向意义 　　摘 要：清代乾隆时期的文学除了文学上的辉煌成就之外，还承载了哲学和思想的使命，袁枚性灵说是该时期时代精神的凝结和表达，具有历史风向意义。这一时期文学所传达的新的价值观以及由此生发的生存自觉意识和怀疑精神，无不与当时江南盛行的性灵说息息相通，彰显出士人生存态度与价值取向的巨大转变。性灵说对生命的高度尊重、对生命自主的强烈诉求，与传统的“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观念大相径庭，带有离经叛道的意味。对生存意义的叩问与探寻成就了该时期文学穿透历史的深刻。性灵说中的平等意识或者说民主精神，也是时代精神的体现。 　　关键词：清代文学；袁枚；性灵说；历史风向 　　作者简介：石玲，女，文学博士，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明清文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6.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3）06-0121-07 　　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清代乾隆时期的文学是非常值得关注的。这一时期的文学家不仅具有文学家的敏感与率真，同时还兼具哲学家、思想家的高度和深刻。本时期的代表性作品如曹雪芹的《红楼梦》、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以及袁枚的《随园诗话》等，都对社会问题或者人之存在意义进行了深入思考。《儒林外史》对科考与士人关系的思考已经指向制度的层面，小说结尾“四大奇人”的出现体现出作者对生存方式的探寻；《红楼梦》对人的生存价值与意义的叩问，表现出生存的高度自觉；《随园诗话》强烈的个性思想与自我意识是江南士人人生态度与精神状态的真实写照。 　　综而观之，乾隆时期文学作品所传达的新的价值观以及由此生发的生存自觉意识和怀疑精神，无不与当时江南地区盛行的性灵说息息相通。换言之，对传统价值观的怀疑与否定、生存的自觉意识等，在乾隆时期江南地区士人中带有某种普遍意义，而袁枚性灵说正凝结和体现了这种时代精神，因而受到了广泛的响应和追捧，“专讲性灵，一时风靡”[1]（P5113）。 　　袁枚的性灵说通常是被作为诗歌主张来看待的，这固然没有什么错。事实上，不管是晚明公安派的性灵主张，还是清中叶袁枚的性灵说，都是由文学家旗帜鲜明地提出来的；但性灵说巨大的影响还并非局限在诗歌领域，仅仅将其视为一种诗歌主张显然又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认为，性灵说首先是一种价值观，一种生存的自觉意识，关乎人生题旨，承载了哲学的思考。 　　袁枚巨大的思想成就早已进入学界的研究视野，受到中国思想史学者的关注。蔡尚思认为，袁枚“首先是思想家，而且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至于文学家、诗人，只是次要的”，“其主次地位一直被颠倒”[2]（P34）；杨鸿烈也认为“袁子才是一位中国罕见的思想家”[3]（P1），走在五四时期思想家的前面。二位学者都对他的思想成就给予高度评价。 　　应该指出的是，性灵说并非袁枚首创。根据学者的研究，“考诸南北朝之前的中国本土文献，‘性灵’一词尚无独立意义”，“性灵”一词最早是作为思想史的范畴出现于南朝刘宋文帝时期的。[4]（P139）其后，南朝梁代钟嵘开始把“性灵”引入诗歌批评。在袁枚那里，性灵说在其最深的层面上具有思想史、哲学史的意义，而在具象上则表现为诗歌主张，或者说，袁枚性灵说就是借助诗学来解决生存困惑的，其意义并不仅仅局限于诗歌领域。 　　考诸袁枚性灵说，“性情”是其理论的核心。在他看来，“诗者，人之性情”[5]（P196），“诗之必本乎性情也”[5]（P90），没有性情，就没有诗歌；而诗歌又是个人意志的抒写，因而“性情”带有强烈的自我指向与个性特征，“诗写性情，惟吾所适”[5]（P3），“诗，以言我之情也，故我欲为则为之，我不欲为则不为”[5]（P73）；进而，能否自觉地、诗意地生存，就成为人的存在最重要、最关键的问题。显然，在这里，性灵说已经深入到人之存在意义的哲学层面。 　　袁枚性灵说一反儒家学说重集体性、同一性的传统，极力鼓吹个性、强调自我，带有离经叛道的意味，旗帜鲜明地标新立异：“面异斯为人，心异斯为文。横空一赤帜，始足张吾军！”[6]（P95，《读书二首》）他还特别强调个人的独立。“绝地通天一枝笔，请看依傍是何人！”[6]（P627，《卓笔峰》）这种标榜个性、不屑拾人牙慧、不甘附庸大纛的独创精神在乾隆时期诗人那里可以说是屡见不鲜，如赵翼写道：“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7]（P821）显露出冲决传统与窠臼的不羁的力量。 　　价值观的改变必然导致价值判断及行为方式的一系列改变。这种张扬自我的生存自觉导致了乾隆时期士人的怀疑精神与叛逆态度。在袁枚那里，“六经虽读不全信，勘断姬孔追微茫”[6]（P271，《子才子歌示庄念农》），对儒家经典持一种怀疑态度。为了“不负人间过一回”、“此生原不算蹉跎”[6]（P502，《全集编成自题四绝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