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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宋初写经社邑考略 　　内容摘要：写经社邑是一群为积累功德、获取福报的信徒组成的抄写佛经的团体。其规模视所抄写的佛经多寡和财力大小而定。写经社邑内部组织较为简单，所需财力由邑子承担，抄写的佛经送入寺院供养。佛经抄写完毕，写经邑随之解散。 　　关键词：社邑；写经；敦煌 　　中图分类号：G2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4）01-0087-07 　　社邑本为“中国古代的一种基层社会组织”[1]，秦汉之际，民众出于经济互助、共同兴趣、宗教信仰等目的，自发结成社团，这便是在官方体系滋生出的社邑的新形式：民间私社。佛教东传后，借用中土民间私社组织形式，实践诸如造像、开窟、诵经、行斋等种种活动。至于佛教社邑内部组织情况、规模等问题，魏晋南北朝石刻造像题记有一定反映，但相对于历史久远、活动频繁的佛教社邑而言，造像题记还不足以体现其全貌。敦煌文献的发现为全面、深入了解佛教社邑提供了宝贵材料，中外学者也为此做了大量工作，并取得了丰硕成果①。敦煌地区的佛教社邑种类非常多，可见者有行像社（P.2049V、P.3234V）、修佛堂社（P.496）、燃灯社（S.5828）、造窟社（S.3540）、写经社等。 　　其中，写经社邑是由一群为积累功德、获取福报的信徒组成的抄写佛经的团体。笔者共搜集到有关11个社邑的16条资料（见表1），本文拟围绕这几件材料，就写经社邑的规模、邑子成分、内部组成、运行情况等问题试做分析，不当之处，祈请方家指正。 　　如表1所示，有关写经社邑的材料年代最早者为5—6世纪，最晚者为太平兴国三年，时间跨度近4个世纪。相对历史长河而言，相关材料较为稀少。但在如此漫长的岁月中，写经社邑若隐若现不绝于史，显示了其顽强的生命力。就材料反映的地域而言，涉及敦煌、吐鲁番及中原地区，具有广泛性。可以想象得到，隋唐宋初，写经社邑比我们搜集到的材料所反映的情况更为普遍。 　　一 写经社邑的规模及其类型 　　现有材料表明，写经社邑规模大小不一，多者三十几人，小者四五人。写经社邑参与人数最多的是新疆吐峪沟出土的Ch.5509，该写卷残缺不全，高22.9cm，长89.2cm[4]。兹录文如下： 　　1. 《妙法莲华经》卷第一 　　2. 盖闻一乘妙理，法界传通，十二部经，金口所演。况复■ 　　3. 岭真空之教，王□灭罪之文，火宅方便之言，险■ 　　4. 善权之说，莫不受持顶戴，即福利无边，书■ 　　5. 弘宣，还生万善。今有佛弟子比丘惠德、齐■ 　　6. 欢德、赵永伯、范守□、赵众洛、范阿隆、赵愿洛、宋客■ ■ 　　7. 洛、赵延洛、张君信、索绪子、张憧信、范历德、赵隆轨、王儁■ 　　8. 刘常洛、范慈隆、赵武隆、张丰洛、张定绪、张君德、范■ 　　9. 范进住、赵隆子、竹根至、刘明伯、赵恶仁、范黑眼等，敬人■ 　　10. 往劫，重正法于此生，弃形命而不难，舍珍财而转■ 　　11. 遂。即人人割宝□□□珍，敬写《法华》一部。其经■ 　　12. 耳闻，消烦荡秽，心念口诵，证寂灭乐。用斯■ 　　13. 愿合舍七祖魂灵，觐奉世雄，见在尊长■ 　　14. 灭（？）儿，自身福备，家口善兹，小果悟大，真常■ 　　15. 倍加福佑。外道归正，龙鬼兴慈，有识 　　16. □□含灵，俱沾圣道。 　　本件文书，池田温先生推测约为7世纪前半期[5]。陈国灿先生通过对比记录有赵延洛（第7行）、张定绪（第8行）、赵恶仁（第9行）等人信息的其他吐鲁番文献年代，认为Ch.5509《妙法莲华经》完成于“咸亨三年（672）前不久”[6]。文欣先生在探讨2004年吐鲁番阿斯塔那395号墓出土的一组文书时，也曾利用Ch.5509做过比对研究，指出Ch.5509中的范历德（第7行）、范慈隆（第8行）、张定绪（第8行）、赵隆子（第9行）四人又出现在阿斯塔那墓出土的2004TAM395《名籍》及61号墓十二件差科簿底稿中，得出与陈国灿先生大致相同的结论，认为Ch.5509年代大致在670年前后{1}。 　　此件文书，可识别的邑子共30人，从文书残损情况看，该社成员应在35人左右。与此规模相当的是P.2086，共有邑人32人，S.1415和BD14519大兴善寺写经邑的规模紧接其后，共31人，这三个写经社邑是规模最大者。中型规模的写经邑则在十几人左右，如Дх.1362志忍写经社邑共12人。最小者为P.3315开宝十一年王会长等四人组成的写经社邑。 　　至于写经邑人的成分，就所见材料看，一类是全部由女性组成的优婆夷社邑。BD00985《大方广佛华严经》由“优婆夷邑敬造”。此件写本没有明确纪年，池田温先生定为6世纪后期[5]157，《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条记目录”认为属5—6世纪南北朝时期，笔者查阅该件文书图片，此卷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