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界与整合：从20世纪中国文学史到20世纪汉语文学史.docVIP

越界与整合：从20世纪中国文学史到20世纪汉语文学史 　　摘要：从20世纪中国文学史到20世纪汉语文学史，主要是空间上的“越界”，从“文学的中国”这一空间“越界”到包括百年海外华文文学在内的“汉语的文学”，在消解单一中心论中提供了一种颠覆、超越以往以线性时间线索筛选作家作品、文学事件的文学史叙述，从而产生文学史叙述的不同面向，形成多路径的文学史叙述，由此完成的文学史整合会凸现百年中华民族文学的价值，也会显示百年海外华文文学在民族文化传统的现代性，语言的包容性，共享性修复华人/中国人认知的“整体性”，现代中华民族文学的经典化等方面的意义和价值。 　　关键词：20世纪中国文学史；20世纪汉语文学史；百年海外华文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3）04-0078-06 　　一 　　1994年，我读到孔范今先生起草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大纲》，很兴奋地感受到了一种新的文学史思路，其中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与约我撰写的台湾、香港文学有关。时至今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著作为了避免“缺失”，也列入了台湾、港澳文学，但往往单独列出一章讲述台湾、港澳文学，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框架中，两者还是“游离”成两张皮。但19年前孔范今的“大纲”已经很有学术深度地处理了这一问题，在一种现代人文主义的视阈中沟通了中国大陆和台湾、港澳之间的文学对话。南此，文学的多元存在的种种历史（可能）性都得到充分揭示，百年台湾、香港文学较为自然而贴切地嵌入其中。与此同时，现代人文主义视阈的展开，使种种以往被遮蔽和“边缘化”的文学存在得以重归其位。在这样一种学理视野中，近、现、当代中国文学原本血脉相通的存在自然沟通，大陆、台湾、港澳文学之间的关系也成为多源多流、当道并存的对话关系。 　　打通近、现、当代，沟通大陆、台湾和港澳，并不只是纵、横方向上的拓展，而是一种“越界”和“整合”的新的文学史叙述的展开，它一方面回答着清末民初以来中华民族新文学诞生后文学史建构遇到的挑战，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文学史叙述自身深入展开的一种必然。 　　“越界”“不单指跨越民族国家区域的界限，也指跨越学科、文化、方法、视野的边界，同时也超越文本，进入社会及历史现场。回到文化，文学产生的场域，有时也有必要打通古今，进出现代与古代之间”。“五四”后的文学史叙述发生在无法彻底摆脱政治化的语境中，各种壁垒分明的界限随之产生，文学历史本身的多重性、流动性一度被单一化、凝固化，因此。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叙述而言，“越界”不仅必要，而且重要。“越界”的指向是“整合”，这种“整合”是深入开掘和充分共享民族文学资源，它不抹杀各时期、各地区文学的丰富差异性，相反，它在多元性、差异性中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本质，从而把握其整体性。 　　“越界”不是漠视、否定“存在”，而是从一个界域进入另一个界域而获得多重视阈，从而去蔽溯源，把握社会变迁之叠合、文学演变之交错等情况。“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建构，既非否定“五四”的革命性意义，而是将其置于晚清民初以来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格局中予以更深入的把握：也非无视1949年的转折性意义，而是将其置于中国现代文学传统中理解其转型的意义。不同界域的多重视野会自然引发对话，深化认识。例如“红色经典”，在中国大陆的文学史叙述语境中，往往可以大行其道，并不会引起多大质疑。但如果我们注意到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台湾曾出现一批“反共经典”，我们在惊讶之余会对将“红色”、“反共”与“经典”建构在一起的做法保持谨慎，原因很简单，台湾的“反共经典”也有着炽热的激情、虔诚的政治理想和“无私无畏”的“英雄”形象，它们往往产生于作者的亲身经历中，不乏感动人的魅力，如杨念慈的长篇小说《废园旧事》完全可视为台湾版的《杜鹃山》（《废园旧事》除被改编成广播剧和电影外，也被改编成台湾最早的电视连续剧），纪纲的长篇小说《滚滚辽河》也不妨视之为台湾版的《青春之歌》，但它们的政治倾向、价值取向都是“反共”的，尽管当时作者并非自觉配合“反共”，但毕竟是官方文化“霸权”的产物。经典化是文学史的重要功能，如何“经典化”是文学史建构成败的关键之一，而在“红色经典”对照“反共经典”的思考中，中国现当代文学“经典化”的一些重要问题就会浮现出来。例如，经典本身具有的时空超越性使其具有历史逻辑修正中的丰富解读性，而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而言，其历史逻辑的修正是由中国大陆、台湾、港澳和海外的中国人/华人的经历提供的，一部可以人史的经典性作品起码应该打动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华人，才有可能被世界各国民众和我们的后代所接受。而“红色”与“反共”恰恰是历史逻辑修正的内容，它们虽伴随不同中国人的历史，却难以形成打动不同地区中国人/华人的力量。这显而易见的事实，囿于中国大陆或台湾、港澳范围中都是不易觉察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