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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陕甘宁边区“改造说书”运动 　　【摘要】“改造说书”运动是继“新秧歌”运动之后文艺工作者面向大众、面向工农兵普及的又一实践。文艺工作者和民间艺人一起，改造了旧的传统的陕北说书，使之成为反映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军事斗争等新内容的“新说书”，并在边区蓬勃发展起来。“新说书”作为一种有效的宣传手段，发挥了开启民智，教化民众；宣讲时事，评议新闻事件；传递战争信息，稳定民心；引导舆论，唤起大众的斗争意识等社会功能。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 　　【关键词】“改造说书”运动；“新说书”；韩起祥；社会功效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0351（2013）01―0123―06 　　延安时期，边区广大文艺工作者通过新文艺运动，对诸如秧歌、民歌、说书、道情等陕北民间文艺资源进行了搜集、整理、研究和改造，产生了一大批优秀作品，推动了边区文艺事业的发展。其中，“改造说书”运动是继“新秧歌运动”之后文艺工作者面向大众、面向工农兵普及的又一实践。它既是陕北说书史上的重大变革，又是延安时期改造旧文艺的成功范例。本文重点考察边区“改造说书”运动的兴起与发展，并通过对“新书词”内容的分析，深入总结“新说书”所产生的宣传与社会功效以及历史启示，以期引起人们对这一重要问题研究的关注。 　　一、“改造说书”运动的兴起与发展 　　1935年至1949年，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历史背景下，以延安为中心，在解放区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波澜壮阔的文学艺术的创造活动和发展历程，是为延安文艺运动。边区“改造说书”运动正是在这个大环境下应运而生和发展的。 　　（一）“改造说书”运动的兴起 　　陕北说书是流行于陕北黄土高原的一种民间说唱文学形式，是极富陕北地方特色的传统曲艺。传统的陕北说书由盲艺人手执三弦或琵琶，左膝系檀板按节拍，独自坐场说唱，其历史悠久，现最早的文字记载见于清康熙十二年重修的《延绥镇志》卷六《艺文志》：“刘第说传奇，颇靡靡可听。”[1]563据此可知，陕北说书在清初已发展到了相当成熟的阶段。陕北说书流传久远且独具特色，可以说是陕北文化的百科全书，被誉为“陕北农村的民间叙事诗”[2]。就其书词内容而言，表现主题大都具有浓烈的理想主义色彩和乐观开朗的人文主义精神，这是在近代陕北农民与恶劣自然环境和兵祸灾荒的斗争中形成的；就其表演形式而言，盲书匠“一人管三事”，自弹自唱，多采用方言俚语，形式灵活，语言风趣。作为民间文化的一种，陕北说书虽然秉持了通俗活泼的文化形式，但其自身又“具有藏污纳垢的特点”[3]203。首先，与封建迷信的结合是其基本特点之一。说书艺人一般都身兼算命先生的双重身份，“过去的陕北说书，多以单人串乡说书为主，他们除过说平安书、口愿书外，为了糊口，还要进行一些其他附带的活动。如保锁娃娃、扣娃娃、算卦、揣骨等。”[4]140其次，传统说书的题材内容受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影响较深。传统的陕北说书“绝大多数还是‘奸臣害忠良，相公招姑娘’那一套，有意无意地在宣传封建伦理道德、因果报应的思想，或多或少总是含着对群众有害的毒素。”[2]这与延安时期提倡的社会新风尚显然是格格不入的。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改造说书具有必然性、急迫性。 　　早在1938年，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就已认识到改造旧文艺工作的重要性，“旧有的民间文学艺术，是我们制造抗战大众文艺的一个最中心的基础，同时也是改进民众娱乐的工作对象”，进而指出：“利用一切过去的文化遗产，利用一切新的旧的形式，使一切优良的民族遗产，变成我们今天的一部分血和肉”。[5]1940年1月召开的边区文协第一次代表大会也达成了“大量利用一切有用的形式进行艺术的创作，努力使艺术走向大众，反映现实，更广泛地深入地进行抗战教育和普及教育”[6]815的共识。1942年5月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再次强调了普及化、大众化的文艺政策：文艺创作“必须到群众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积累素材。在党的民族化、大众化文艺思想的指导下，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基层群众，掀起了向陕北民间文艺学习的热潮，并对传统文艺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与创新。改造说书就是在这一时代语境下展开的。 　　1945 年4 月，边区文协正式成立了说书组，负责人为林山，安波、陈明、高敏夫、王宗元、程士荣等也先后参加了这一工作。说书组的任务不仅是发展民间曲艺，更重要的是联系、团结、教育和改造说书艺人。这些旧艺人“对旧社会生活相当熟悉，对民间形式掌握得很好，有技术，有创作才能。他们缺乏的是新的观点，对新生活新人物不熟悉，他们却拥有听众、读者。”[7]115由于乡村说书艺人的分散性，对说书艺人改造所采取的主要方式是具体帮扶，个别改造。其中，韩起祥的转变是边区文艺工作者改造民间艺人的典范。说书组对韩起祥的改造是分了三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