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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时期小说“自然抒写”的流变 　　摘要：在生态批评视域中，小说中的“自然”不仅被用来营造场景气氛、标志事件进程或烘托人物心境，同时也是达成创作意旨的隐喻和象征的主要载体。小说的“自然抒写”着眼于作家对人事与景物关系的处理，其隐舍的自然审美观会对作品艺术风貌产生直接影响，并进而折射出创作主体的“精神生态”。借助探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数种重要创作思潮代表性小说文本“自然抒写”的流变，可以透视新时期文学人道主义审美思潮的演进轨迹：知青小说粗狂沉滞的“自然抒写”中充溢着青春激情；乡土风俗小说圆融灵动的“自然抒写”中呈现出人性的自然回归；寻根、先锋小说深邃、狞厉的“自然抒写”中蕴含着人性的哲理求索；90年代生态小说悠远澄澈的“自然抒写”中则透露出“天人合一”的诗意憬悟。由此可见，新时期小说紧紧依托自然审美来呈现主体意识对理想、自由等价值目标的追求，其艺术风貌也因作家自然审美态度及抒写方式的不同而呈现出色彩斑斓的风致，其间折射出来的人与自然审美主客体关系的演化成为观测世纪之交“精神生态”的一扇视角绝佳的窗口。 　　关键词：小说；新时期；自然抒写；人性；精神生态 　　中图分类号：1206.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905X（2013）02—0080—05 　　以传统眼光来看，小说是一种以叙事为主的文学体裁，其中的“自然”主要用来营造场景气氛、标志事件进程或烘托人物心境，作为一种背景或环境存在，但在生态批评视域中，小说中的“自然”却由作为物境的移情对象转化为达成创作主体审美诉求的隐喻和象征的主要载体，如同抒情文学中的“意象”，成为小说“诗性”的一个重要栖息地。由此，小说中的“自然抒写”并不简单等同于“环境描写”，而是着眼于作家如何处理人事与景物的关系，它与人物形象塑造、情节矛盾编织同为传达特定创作意图的有效途径。 　　作为一种诞生于近现代、叙事功能强大的文体，小说在20世纪的中国因其对现实社会生活及时而全面深入的反映一直承担着思想启蒙的重任，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中，新文学中小说的“自然抒写”注定必须让位于更为迫切的时代社会主题。由此，现代文学史上虽不乏废名、沈从文等倾心于“自然抒写”中摸索人心正道的小说家，但总体而论，作为审美对象的“自然”在新文学的小说创作中还是命运多舛。六七十年代，由于一度受到极左政治思潮的侵扰，当代小说的“自然抒写”竟至异化为某种主观意念或情感的物化载体，形成了阳光、青松与黑夜、暴风雨对立那样粗陋僵硬的自然形象体系，直至沦落为“文革”小说中纯工具性的陪衬、机械的道具布景。80年代以来，伴随着新时期文学创作思潮的风起云涌，自然意象在小说创作中实现了复归，自然之魅随不同思潮语境中文学审美主体意识的起伏而消长，时而是承载创作主体精神意志的一片云霓，时而又是创作主体吹开灵性魔瘴的清风，对新时期小说的整体艺术风貌形成了直接而重要的影响。 　　一、粗犷、沉滞：知青题材伤痕一反思小说“自然抒写”的青春激情 　　新时期，对自然审美价值的重新发现首先要归功于纵贯80年代伤痕一反思文学潮的知青题材小说。偶然的历史机缘改变了一代知识青年的生活轨迹，让他们在农村这片“广阔天地”与大自然亲密接触，于乡村荒野间铺展一段别样的青春历程、蹉跎岁月。艰苦的生活历练，令知青创作群体对自然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复杂审美体验：狂风暴雪肆虐的北大荒、贫瘠荒凉的西北黄土坡、奇异诡秘的热带雨林……新时期小说出现了视角独特、高频率、高密度的“自然抒写”。 　　知青题材小说的“自然抒写”因创作主体审美价值取向的差异而呈现出参差斑驳的情感色调。粗犷如张承志笔下一望无垠的茫茫草原（《金牧场》）、奔腾不息的黄河（《北方的河》）、严寒冰封的高原大坂（《大坂》）、朔风黄沙的戈壁滩（《北望长城外》），地理景观迥异，却无一例外地雄浑壮阔，蕴含着自然生命不竭之伟力，时刻为主人公带来情感慰藉，提供精神力量。“理想、失败、追求、幻灭、热情、劳累、感动、鄙夷、快乐、痛苦，都伴和着那些北方大河的滔滔水响，清脆的浮冰的击撞，肉体的创痛和感情的磨砺，一齐奔流起来，化成一支持久的旋律，一首年轻热情的歌”（《北方的河》），张承志80年代小说作品中随处可见如此壮怀激烈式的人景合一的铺陈，其笔下的自然也因创作主体情感的强力渗透、灌注而充盈着青春的激情和蓬勃向上、百折不挠的理想追求，为新时期小说提供了宏阔壮丽“自然抒写”的样本。阴郁如梁晓声笔下“百里内散发着死亡的气息”的“鬼沼”——“那是一片死寂的无边的大泽，积年累月覆盖着枯枝、败叶、有毒的藻类。暗褐色的凝滞的水面，呈现着虚伪的平静。水面下淤泥的深渊，沤烂了熊的骨骸、猎人的枪、垦荒队的拖拉机……”（《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如孔捷生笔下海南岛的原始森林——“百年朽林腐叶在发酵，散布恶浊的瘴气；催人作呕的头晕花飞扬着花粉；臭水沟咕嘟咕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