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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主体性与古典诗歌修辞翻译 　　摘 要：古典诗歌中修辞格的翻译历来是汉诗英译中的一大难题。特别是那些基于汉英两种语言和文化的差异而很难在英语中找到对应表达方式的修辞手段，更为译者主体性的发挥提供了契机。本文以《红楼梦?金陵判词》的修辞翻译为例，就四种英译里译者主体性的具体表现展开探讨，以期对古典诗歌中修辞格的翻译理论和实践有所启示。 　　关键词：古典诗歌 《金陵判词》 修辞翻译 译者主体性 　　一、引言 　　修辞格是组成诗歌的重要部分。在古典诗歌中，诗人为了使语言鲜活或曲折达意，经常使用各种修辞手段。如何在古诗英译中形神兼备地将这些修辞传达出来，是对译者的一大挑战。作为小说的谶语，《红楼梦》中的《金陵判词》通过多种修辞格的运用，隐晦地对小说人物的未来命运做了总结性的预叙，其翻译难度更是非同寻常。本文将以杨宪益、戴乃迭夫妇（以下简称“杨译”）[1]、英国汉学家大卫?霍克思（David Hawkes）、约翰?闵福德（John Minford）翁婿（以下简称“霍译”）[2]、邦索尔神父（B. Seaton Bonsall）（以下简称“邦译”）[3]和英国驻澳门领事馆副领事乔利（H. Bencraft Joly）（以下简称“乔译”）[4]的判词英译为研究对象，就各位译者在修辞翻译中主体性的表现展开探讨。 　　二、译者主体性的定义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译者的身份一直存在争论。译者到底是“隐形人”还是“有形人”，学者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20世纪70到80年代，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译者主体性”成为译学研究的一大重要命题。屠国元和朱献珑把“译者主体性”定义为：“译者在受到边缘主体或外部环境及自身视域的影响制约下，为满足译入语文化需要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一种主观能动性，它具有自主性、能动性、目的性、创造性等特点。”[5]（P9）我们也认为，在文学翻译中，译者身兼双重身份：原作的读者和译作的创造者。首先，译者对原作的理解或多或少会受到本人价值评判标准、语言水平、文化修养、生活阅历和审美情趣等因素的影响，从而形成一种对原作主观的、历史性的理解；其次，译者在按照此种理解进行翻译的过程中又可能会受到自身翻译观和翻译目标的左右。[6] 　　三、《金陵判词》的修辞特征 　　《红楼梦》第五回中，宝玉在景幻仙姑陪同下梦游太虚幻境，看到金陵十二钗正册、副册、又副册共十四首附有插画的判词，但不懂它们究竟意为何指。而根据曹雪芹的创作意图，这些判词是对小说中至关重要的十五位女性人物的性格特征和命运结局的暗示性预叙。通过多种修辞手法的巧妙运用，作者含蓄地向读者表述了关于小说情节发展走向的总体构思。据笔者粗略统计，十四首诗中约有修辞手法10余种、40余处，包括反问、比喻、婉词、夸张、双关、析字、藏字、回文、借代、用典等。 　　四、译者主体性在《金陵判词》四种英译里的体现 　　《金陵判词》的谶语功能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修辞手段的运用而实现的，而这些修辞手段无疑增强了作品的审美内涵和文化意蕴。它们在给译者带来困难的同时，也为译者主体性的发挥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舞台，因为“审美信息、文化内涵越丰富的作品，其翻译难度就越大，就越需要发挥译者的创造性。”[7]（P22） 　　（一）英语中有对应修辞格的翻译 　　通过文本细读比较，我们发现，即便是英汉语言中最常用且都存在的修辞格，如比喻、反问、婉词、夸张等，四个译本里也表现出了不同的取舍。囿于篇幅，我们仅以比喻和反问为例来探讨各位译者的主体性。在描写迎春的判词“金闺花柳质，一载赴黄粱”一句中，曹雪芹以“花柳”来暗喻她的“娇弱，经不起摧残”[8]（P57）。杨译紧扣原文，仍以暗喻“Fair bloom， sweet willow in a golden bower”译出，但可能是担心译文读者无法了解此暗喻的含义，创造性地为“bloom”和“willow”加上了“fair”和“sweet”两个形容词，帮助译文读者可以迅速地将其与此诗中的美貌、娇弱的女主人公联系起来。霍译则采用了意译，完全省略了比喻，出于对诗歌音韵美的追求，把诗文译为“To cruelty not used，your gentle heart”，与下一句“Shall，in a twelvemonth only，break apart”押尾韵。邦译中同样略去了比喻，译为“A daughter from the women’s apartments of a nobleman’s house”，着重对“金闺”一词语义的表达。而乔译中此句的译文为“Though fair thy form like flowers or willows in the golden room”，把原文中的暗喻转换成了明喻。 　　再以反问为例，李纨判词中的“到头谁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