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新一代乡土文学的叙事艺术.docVIP

贵州新一代乡土文学的叙事艺术 　　摘要：贵州作家冉正万以诙谐、幽默的笔法勾勒着黔北地域的风土人情。他以一种热忱与坚持书写着故土，以具有浓烈乡土特色的黔北民间语言塑造了“冉姓坝”系列小说。在对乡土文学的传承与创新中，赋予了文本新的视角。通过独特的乡土叙事艺术来表达对农村、农民的深切关怀以及对故乡与祖国的深沉热爱。 　　关键词：冉正万 叙事艺术 乡土情怀 　　中图分类号：1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3）01-117-121 　　青年作家冉正万出生于贵州余庆县的黄土湾，这是地处黔北的一个小山村。当作家离开这片曾经特别想挣脱的贫困之地时，生活的经历又开始让他对记忆中的故土产生怀念之情。这份情感流诸笔端演绎成“冉姓坝”系列小说，它如同贾平凹的“商州系列”，莫言的“红高粱系列”小说，成为个人有别于其它作家的一大特色。就像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县”，冉正万所写的“冉姓坝”也是以故乡作为原形，成为他文学世界里重要的虚构地点。从1996年开始发表作品至今，冉正万的创作呈现上升的趋势：作品《奔命》获贵州省首届政府文艺奖二等奖、贵州省第四届新长征文艺创作一等奖，《乡村话语》获贵州省第五届新长征文艺创作一等奖，中篇小说《爸老师》改编成电影剧本。而在2010年9月，《树上的眼睛》入围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这引起了更多人的关注。对于作家本人，这应是他自我创作道路中的重要转折点，是进入新的创作天地的又一启航。冉正万善于用诙谐、幽默的笔法勾勒出黔北地域的风土人情，他以巧妙的叙事视角、民间的叙事话语和深沉的叙事风格凝结为他独特的叙事艺术，传达出内心对乡土世界的深入洞察和对人性的真诚关怀，也使自己成为贵州新一代乡土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 　　一、巧妙的叙事视角 　　在描写冉姓坝的系列作品里，冉正万将“冉姓坝”作为故乡的一个事实载体，在这一背景下将自我的故乡情结通过编织农村不同人物命运传达给读者。在对冉姓坝进行描述中，作者特别注意叙事视角的选取。不同的叙事方式可使相同的内容产生不同的效果，在绝大多数现代作品中，正是人称和视点创造了作品本身。冉正万正是根据内容表达的需要来选取叙事视角，他采用了第三人称和第一人称的叙事视角，但在其中又加以自己巧妙的设计。第三人称叙事是最古老且最常用的一种叙事角度，在西方叙事学理论中这种视角被称为“零度焦点叙事”，也就是一种全知全能的叙事；而第一人称叙事的最大优点，就是弥合了叙事者与接受者的疏离与隔膜。 　　在“冉姓坝”的系列小说里，冉正万更多运用了第三人称的叙述视角，在五篇重要的中短篇里就有四篇采用了第三人称。在第三人称的叙事视角里，作者描绘了一幅幅农村画面，或像素描，或像水彩，或像国画，在这种全知全能的视角中，冉正万以一种客观、冷静的笔法述说着乡村的故事，这种叙述使得叙述者大于人物，就像冉正万自己在创作谈《皇帝与丫鬟》中言及的，“写作时我就是皇帝”，笔下的人物就是芸芸众生，人物塑造取决于作家的“有意而为之”，人物命运是被作家预先掌控的。而读者可以通过作者冷静的叙事来对文本进行再创造，也能从作品中拓展出更多的阐释空间。在中篇小说《奔命》里，描写了农村老汉王海洲在秋天抢收谷子的故事。三个儿子都在外打工，老伴行走不便最后病亡，加之天气阴晴变化、空巢化的农村找不到人手帮忙，使王海洲的这次秋收充满了灰暗艰难的悲剧色彩。在贫困的贵州山村农作方式还处于原始状态，缺乏先进的农耕手段和其他谋生方式，加之青年劳动力的流失，这是作者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奔命”后的悲剧根源。另一篇《乡村话语》讲的也是人与土地的故事，主人公王希凡同样有三个儿子，但王希凡较王海洲要幸运得多，儿子们没有都抛弃农村外出打工，其中重点写的是老三王果，在封闭的山村里，王果通过有限的外界信息激发了自己的创造力，开始尝试新的道路。文中通过他卖土地修房、开店，买碾米机和运输车等事件，展现了农村年轻一代在家乡改变生活方式的探索。同时，通过父子两代“坚守土地”还是“出让土地”的矛盾冲突，给人以更多的思考。现代气息与创新思想浸入贵州这片土地时，给人们带来了开拓和改变，也带来反思与追问。这个故事的讲述似乎是对《奔命》主题的回答，两篇形成一种呼应，但后一篇更为丰富，没有对两代人的选择作简单肯否的判断，而是让读者自己去怀想。同样写家有三个儿子的两代农人的乡村故事，冉正万通过“客观的”第三人称描写，宏观地展现了他们所代表的农村家庭的不同命运，而这也是变化中的现代贵州农村家庭的一种缩影。在文本中冉正万不流露自己主观情感与体悟，他在通过故事来挖掘其中的深意，有一种潜藏在文本后的客观引导，通过两个家庭给读者以启迪，同时给读者极大的阅读审美空间。 　　而在《树上的眼睛》一篇中，冉正万选择运用了第一人称，将“我”的舅舅的性格全面地展现出来。“树上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