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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社会公益组织专业发展的四维架构 　　【摘 要】社会公益组织的数量和规模显示着一国社会文明进步所达到的水平，而其治理的高效性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的法律、资源、治理、监督等因素的共同作用。当下我国社会公益组织发展存在着行政化、资源不足、治理混乱、监督缺失等一系列问题。文章在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和反思的基础上分别从法律规范、资源开发、专业治理、社会监督四个维度提出了实现我国社会公益组织现代转型的基本架构。 　　【关键词】公益组织；法律规范；资源开发；专业治理；社会监督 　　社会公益组织目前还没有统一的定义，早期主要指从事人道主义救援和贫民救济活动的社团，现在主要是指具有非营利性、自治性和志愿性，在某个领域开展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的机构。在国外通常包括非企业单位，非政府组织、第三部门、非营利组织、基金会、社会团体等，在国内大体可分为一般性公益组织和基金性公益组织两大范畴，其中一般性公益组织又可分为官方公益组织和民间公益组织，基金性社会公益组织又可分为公募基金会和私募基金会。虽然，自2008年因汶川大地震而兴起的全民性赈灾义捐活动以来，我国社会公益组织的规模正在迅速扩大，但是，具有现代性和专业化水平的社会公益组织在我国还没有真正形成。2012年中国公益研究院发布了《走向现代慈善：2011中国公益事业年度发展报告》：对我国社会公益组织发展的现代化做了愿景性展望。为了更好地推动我国社会公益组织的现代转型，本文以美国公益组织发展经验为参照，从法律规范、资源开发、专业治理和社会监督四个维度试图探索我国社会公益组织良性发展的基本架构。 　　一、社会公益组织专业发展的法律规范之维 　　我国社会公益组织走过了由上而下、由官办向民间逐步拓展的发展历程。因此，一般来说凡是成立较早规模较大的社会公益组织都打上了政府官办的印记，而政府的政策支持和导向存在着鲜明的行政特征。通常这些行政主管的社会公益组织其领导人是由政府任命或指派，如中国福利会、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红十字会等都具有明显行政属性。而缺失行政属性的民间公益组织其生存和发展则变得步履维艰。例如，民间公益组织“农家女”的生存困境就是一个典型案例。虽然“农家女”的公益活动已长达20余年，但至今还找不到愿意接受的挂靠单位，遭受着没有合法身份的命运。又如：为孤独症儿童服务的北京星星雨教育研究所，从创办以来一直以工商注册的企业名义运作，到现在还是企业身份。基金性公益组织的行政化倾向则更加严重，如只有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中国儿童发展基金会、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等具有官方背景的基金会才能得到政府支持和政策优惠。而私募基金在法律上还没有明确的定义，只能在政策的边缘或制度的灰色地带挣扎着生存。 　　在笔者看来，行政权力的介入并不完全是一种消极的因素，如果我们暂时悬置自愿性和民间性原则的话，那么出于社会再分配（即第三次分配）的良好愿望，采用强制力量的调控政策不仅不会阻碍反而会促进社会公益组织的有序发展。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社会公益组织有着自身生存与发展的内在逻辑和“自组织”动力，如何理性面对来自行政权力的实然因素与公益组织应然属性之间的冲突既考验着政府行政也考验着民间草根的智慧。从民间公益组织的发展出发，理想的状态是能够找到跨越障碍的路径，但如果实在无法避免与政府组织之间的冲突那么退而求其次的发展之道则是与权力部门之间达成某种合作性关系。也就是说，在当前中国这样一种“强政府、弱社会”特殊结构的体制下，社会公益组织要扩大发展空间就应该与政府的基本理念和目标保持一致，并以此来获取政府的政策支持。 　　不得不指出的是，官方的公益组织和公募基金会的生存与发展都应该逐步实现民间化和独立化运作。因为社会公益组织一旦失去了公平正义的核心理念，一旦失去了社会公众参与的广泛社会基础，就很难在全社会形成普遍的公益精神和社会风尚。从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方面看，美国的社会公益组织，大部分都是非政府的民间机构，90%以上都是私人基金会，尽管没有政府背景和行政介入但却能依靠公益法律的保护独立自主地发展壮大。检视我国已有的公益法律文献如“公益事业捐赠法”、“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等少数几部法律和政策条例，不难看出目前的这些公益性法律条例存在着立法层次低、法规体系不健全、不具有可操作性等诸多问题，尤其缺乏对民间公益组织和私募基金会的法律保护。 　　若要实现官办公益组织向民间公益组织、公募基金会向私募基金会的转型发展，若要从根本上建立民间公益组织和私募基金会良性发展的内生性机制，加快我国社会公益组织发展的法律化进程是当务之急。具体说来，应改变目前税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对民间公益组织和私募基金会不公平对待的现状，从法律上提供民间公益组织和私募基金会在税收优惠等方面能够享受与官办公益组织和公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