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据型教学决策在美国：兴起、内涵、策略及其启示.docVIP

证据型教学决策在美国：兴起、内涵、策略及其启示 　　[摘 要] 20世纪后半叶以来，在西方循证教育文化发展的促动下，证据型教学决策在美国诞生。它是教育者系统挖掘、收集各类优质的学生学习表现数据，经过信息化、知识化处理，有效提升学生学习效果的系列决策活动。在学校层面，管理者需要聚焦能力建设，选定核心问题，挖掘优质数据，设计有效干预；在课堂层面，教师需要确定系列化行为目标，反馈直观化学习数据，设计效率化教学干预。对我国而言，借鉴美国的证据型教学决策思想可为未来教学决策研究和实践提供新思路、新方法，有利于提升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的自主性，满足学生学习需求。 　　[关键词] 循证教育； 证据型教学决策； 决策即研究； 整体决策 　　[中图分类号] G434 [文献标志码] A 　　[作者简介] 杨甲睿（1974―），男，甘肃庄浪人。讲师，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教师教育课程与教学研究。E-mail：langning99@163.com。 　　教学决策是地方、学校和教师为有效满足每个学习者的学习需求积极主动地为未来的教学把持方向的过程。[1]证据型教学决策（Data-Based Instructional Decision Making）是教学决策在循证文化中的新发展。2002 年 1 月，美国颁布了《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要求各州和地方学校充分认识学生学习数据的重要性，全方位评估学生在学习上取得的进步，向社会公布学生的考试成绩，以表明地方和学校在提升学生学习效果上的有效性。此后，能否提升学生的学业成就成为评判学校业绩的尺度，[2]有无从事证据决策的素养被认为是评判教师教学决策能力的关键。证据型教学决策逐渐成为教育领域中的流行术语，《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的颁布也成为证据型教学决策诞生的标志。 　　本文意在通过对证据型教学决策的兴起路径、基本理念和内涵、有效策略的介绍，为我国教学决策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提供借鉴与启示。在英文文献中，不同的研究者分别用“data”与“evidence”表达数据或证据之义，前者的主要含义是数据，后者除有数据之义外，还有论据、证据、证实等含义。本文在描述教育教学过程中生成的事实和材料时取“数据”之义，强调事实和材料的真实性和本源性；在描述事实和材料对整个决策过程的作用时取“证据”之义，既强调“数据”的真实性和本原性，也强调决策者把“数据”整合为决策所需要的信息与知识，从而进行明智决策。 　　一、证据型教学决策的兴起路径 　　历史地看，美国证据型教学决策的形成先后经历了基于考试结果的决策、基于测量的教学和证据型教学决策等三个阶段。1970―1980年代，美国各州要求学校根据学生的考试结果制定发展规划，进行基于过程的教育决策；1980―1990年代，学校全面投身于基于标准化考试数据的教育决策，标准化考试成为测量的代名词，基于测量的教学（Measurement-Driven Instruction）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新世纪以来，学校和课堂中的质性数据开始以量的形式在教学决策中得以体现，教育者的数据观从“可测量”向“可观察”转换，教学决策得到了质、量两重数据的支持。[3]这种数据观念和实践的变革为教学决策的证据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证据开发的课堂化和信息技术与课堂决策的进一步整合创造了条件，最终形成了一体化的证据型教学决策。 　　（一）教学决策证据化 　　如果说20世纪美国教学决策思想中有着证据型教学决策的基因的话，《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的颁布则真正催生了证据型教学决策，并使其在学校教育中获得了合法的地位。从那时起，越来越多的教育者意识到，决策绝不能仅仅指望教育者有了某种哲学观念或信念就能完成，而必须基于科学的证据才能实现；[4]越来越多的教育者开始对大量的问责信息进行重新权衡，对教育干预进行重新设计，让教学活动充分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越来越多的教育者更加关注对学生课堂表现数据意义的把握和理解，把考试数据和反应教学有效性的“满意度数据”以及“观念数据”有机结合起来。[5]问责制的法律化强化了教育者证据决策的意识，推动了学校和课堂的决策实践，逐步在教学决策的观念和实践两个层面实现了证据化变革。 　　（二）证据开发课堂化 　　教学决策证据化对学生学习数据的强调促使教育者扎根课堂，把基于课堂的证据开发置于教学决策的核心地位。虽然当时的教育者对问责制的态度各不相同，甚至心存疑虑，但对基于数据与证据决策提高学生学业成就并不存在分歧。让数据通达课堂，让证据决策提升教学成为备受关注的话题。这样便形成了基于课堂开发学生学习数据的共识。但是即便如此，要在复杂的课堂中即时高效地收集优质数据并进行明智决策却并非易事，必须有切实可行的方法和技术克服数据挖掘和利用中存在的障碍，例如证据决策能力的缺乏等。随着教育者自主挖掘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