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我国《合同法》中不安抗辩权制度.docVIP

浅析我国《合同法》中的不安抗辩权制度 周 慧 一、不安抗辩权的基本理论及其价值、功能 不安抗辩权是大陆法系一项传统制度，专属于债法中的双务契约。所谓不安抗辩权是指在双务合同中，有先为履行义务的一方发现他方的财产于订约后明显减少而有难为对待给付的可能时，可以暂时中止自己义务的履行。其理论基础在于双务契约履行之牵连性，即双务合同成立后，当事人各基于合同负担履行义务，一方负担的义务以它方负担义务为前提，假若一方不履行自己的义务，对方的权利也不能实现，其义务的履行也要受到影响。从性质上看，不安抗辩权属于抗辩权，即对抗请求权或否认对方的权利而主张的权利，又称异议权。其目的或作用并非在于导致对方请求权的消灭，而仅仅在于使对方的请求权在一定时期内不能行使以阻碍其效力发生，属于延缓的抗辨权也称一时的抗辨权。 根据“合同必须严守的原则”，依法成立的合同在当事人之间具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任何一方必须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否则就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合同履行机能上的牵连性为不安抗辩权制度的设立提供了直接的法律依据，而在这直接依据后面体现的是民法所倡导的公平、诚信的价值理念。公平原则是法律主张正义精神在民事活动中的具体体现。在合同履行中，如果有先履行义务的一方明显看出对方因情况的变化到期可能不能履行对待给付，仍要求先履行方履行自己的义务，等待对方履行期到来后才能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这将可能造成先履行义务一方的单方履行不能收回，白白损失，显然对其是不公平的。而诚信原则要求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维持双方的利益平衡，当发生特殊情况使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失去平衡时，应进行调整，以恢复利益平衡，由此维持一定的社会经济秩序。 不安抗辨权是一种中止自己义务履行的抗辨权，行使不安抗辨权的一方当事人中止履行的着眼点根本不在于不抗辨权人在合同对方当事人发生对待给付困难时的中止甚至解除合同的机会，而是期望对方在其中止履行期间取得实力或别的帮助，从而提高其履约能力，担保债权实现，维护合同的安全，从这种意义上说，不安抗辨权也就是一种无难得、迫不得已的抗辨，但正是这种无难得、迫不得已的抗辨，却显示出它的巨大威力，可敦促对方当事人克尽职守、忠于履行，从而为合同安全的维护营造很好的氛围。中止履行可避免自己先履行的损失，因此，有学者认为，就其防患于未然这点来讲，作用较违约责任还积极，比债的担保亦不逊色 。 二、不安抗辩权制度的具体规定 （一）不安抗辩权的构成条件 不安抗辩权允许先履行一方在特定情况出现时行使中止履行权，可以要求当事人提供担保或对待给付，这种效果等于修改了合同的履行顺序，改变了当事人的权利布局，使相对人丧失后为给付的期限利益，无疑加重了相对人的负担。如何证明这种契约变更的正当性，是不安抗辩权制度必须回答的问题，因而，不安抗辩权的适用必须具备必要的条件。综合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法律的规定，不安抗辩权的构成有以下要件： 1、双方当事人因同一双务合同而互负债务。 不安抗辩权产生的基础在于双务合同双方权利义务本质上的牵连性，单务合同不存在双方的对待给付义务，不能适用不安抗辩权。不仅如此，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债务还必须基于同一双务合同而产生，如果是基于两个甚至是多个合同而产生，即使事实上存在密切联系，也不能适用不安抗辩权。 2、合同订立后出现危及后履行一方履行能力的恶化事实。 相对人因为何种事实恶化危及对待给付，致使对方行使不安抗辩权，各国（包括地区）民法对此多有限定。依德国民法典第321条，法国民法典第1613条，台湾民法第265条的规定，只有在相对人因财产状况恶化而陷于难为对待给付时，才有不安抗辩权的发生。财产状况恶化，固然是当事人陷于难为对待给付的普遍原因，但将其作为不安抗辩权发生的构成要件，却又失周全。在以物、行为、智力成果为合同标的的给付请求权中，其难为对待给付往往与义务人的财产状况是否恶化无关，拒绝给这些合同当事人提供不安抗辩权的保护，违背公平。史尚宽先生指出：“危害对待给付之恶化之事实要件，非直接关于相对人之财产者，仍可类推适用民法第265条之规定。”因此，只要存在相对人危及先为给付义务人的对待给付请求权的客观状况，就可以行使不安抗辩权，而不论其原因如何，主观上是否有过错。 相对人危及对待给付发生于何时才能导致该权利的运用，目前大多数国家认为发生在契约订立之后。其理由为：缔约时对方发生危害履约能力的事实，先为履行的一方当事人往往可以基于错误或欺诈而撤销合同。在此场合，即使没有不安抗辩权也可以获得法律救济。而如果先为履行一方明知存在危及履约能力的事实，却仍然与其缔约，则没给予其特别保护的必要。相反缔约之后出现危及对方履行能力的恶化事实，常常事先为履行一方所无法预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