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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环境污染侵权责任构成及其要件 我国侵权法关于一般侵权民事责任的构成有诸多不同的学说，其中以四要件说为通说[l]：即：1、损害事实的客观存在；2、侵权行为的违法性；3、违法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4、行为人有过错。环境污染侵权作为一类特殊侵权，其责任构成及具体要件内容上均有别于一般侵权责任，具有其特殊性。 环境污染侵权责任不以过错为构成要件。 根据行为人主观上的过错来判断他应否对此行为给他人造成的损害承担民事责任，这无疑是人类文明和进步的重要标志。侵权法的发展历史告诉我们，在早期古代法上，民事责任实行着“有加害事实就有责任”的原则[2]。随着人类文明程度的提高和理性观念的增加，罗马人最终在阿奎利亚法（lex Aquilia）中确立了过错责任原则[3]。尽管在漫长黑暗的中世纪仍广泛奉行着结果责任，但随着罗马法的复兴和法典化运动的兴起，过错责任原则被奉为一元化的归责原则[4]，成为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三大私法原则之一。正是由于过错责任原则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进步的结果，该原则至今仍然是侵权法领域中占主导地位的归责原则。在众多的责任构成学说中，“过错”均为必不可少的根本性要件。 19世纪德国大法学家耶林（Rudolf von Jhering）曾说：“使人负损害赔偿的，不是因为有损害，而是因为有过失，其道理就如同化学上之原则，使蜡烛燃烧的，不是光，而是氧，一般的浅显明白”[5]。耶林之名言，全面反映了过错之于侵权民事责任的重要价值。对一般侵权责任而言，过错是归责的最终要件。过错不仅决定着是否承担民事责任，也决定着承担责任的范围和某些情况下承担责任的方式。可以这样说，整个近代侵权法的各项制度都是围绕着过错这一概念而展开的。 为什么是“过错”而并非其他要素成为近代民法侵权责任的最终归责要件？学者归纳为以下原因[6]：1、道德观念。一个人就自己过失行为所肇致之损害，应负赔偿责任，系正义之要求。2、逻辑力量。在理性哲学而言，一个人就自己过失行为所肇致之损害，应负赔偿责任，系当然自明之道理，无须证明。3、社会价值。侵权法是平衡个人自由和个人对社会义务这对基本价值的工具，过错归责原则被认为最能达成此项任务。但凡个人已尽其注意义务，即可免负侵权责任，则自由不受束缚，而聪明才智亦可予发挥，有利于社会之进步。4、人的尊严。过错责任主义既能肯定人的自由，承认人具有以符合或反社会的方式行事的能力，以及区别善恶的能力，又赋予人以责任。因此 ，它既能维护人的尊严，又具有教育意义。可以这样说，正是人类文明的进步及随之而来的理性发展，成就了过错在侵权法领域中的地位。理性主义是过错归责原则的逻辑起点；归责原则或责任构成最终必须经由人理性的检验。 过错责任原则作为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私法的基本原则，表明了它反映并符合19世纪社会经济生活的需求。但随着人类社会进入20世纪这一“极度动荡的、急剧变化的、各种矛盾冲突空前激化和各种严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的极不稳定的世纪”[7]，人类的生产工具和方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事实上，从19世纪下半期起，西方国家先后进入了机器时代，也同时进入了事故时代。此时，“企业事故、交通事故、缺陷产品致损、环境污染公害等，很难从个人行为的可归责性上获得伦理根据，使自己责任即过失责任的伦理基础发生动揺”[8]。过错责任原则作为确定赔偿责任的唯一归责原则在很多情况下已不再符合道德和社会正义的要求，侵权民事责任的承担再一次出现不依“过错”归责的现象。在“侵权法正面临着危机”、“侵权法已经没落”的惊呼声中，代之而起的是人们创设的“危险责任”、“严格责任”、“绝对责任”以及“无过错责任（liability without fault）”等概念。尽管还有学者在为过错责任原则对侵权法的绝对统治寻求理论依据，憧憬着过错责任原则的“第三次勃兴”，但生活在20世纪的人们已经不再像19世纪的人们那样生活和思想，19世纪社会经济生活的两个基本判决即平等性和互换性已不存在[9]，发展着的人类理性要求民法正视具体的人格，追求实质正义。过错责任一元化归责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还了。 环境污染等工业灾害伴随着工业革命而出现。19世纪下半叶，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经历了工业革命、城市化、高度危险来源的出现、公司化和垄断化等一系变化[10]，人类一方面以新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取得了巨大的物质成就，但另一方面也对人性构成空前严重的威胁。现代社会之意外灾害具有四个基本特色[11]：（1）造成事故之活动皆为合法而必要；（2）事故发生频繁，每日有之，连续不断；（3）肇致之损害异常巨大，受害者众多；（4）事故之发生多为高度工业技术缺陷之结果，难以防范，加害人是否具有过失，被害人难以证明。传统民法理论在工业社会的主要灾害面前显得力不从心，受害人的民事权益在很多情况下很难得到切实有效的保护。就环境污染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