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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社会史复习指导（09历史） 一、简述题 1、社会史研究中“碎片化”现象。 “碎化”、“碎片化”。 社会史研究“碎化”或“碎片化”，主要还是其研究对象和选题的琐碎罢了。社会史研究中出现“碎化”的现象，其实与其学科的特性密切相关，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研究过程中自然而然的现象。复兴最初的中国社会史，无论“专史说”还是“通史说”，都在强调一种全面的历史或总体的历史。于是乎，人口、婚姻、家庭、宗族、城市、农村、衣食住行、婚丧嫁娶、节庆习俗、教育赡养、自然灾害、会党土匪、宗教信仰等均被纳入社会史研究的视野。具有新史学色彩的社会史研究大大地超越了传统史学的研究领域，一时间给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之感。正是在这样一种复兴初期扩展领域和“占领地盘”的过程中，1990年代初期，即有学者批评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碎化”，好像社会史学科也是一个杂物筐，什么东西都可以往里面装。研究者如何在自然的“碎化”过程中自觉地避免“碎片化”，依我之见，还是要回到总体史的路子上来，正确地理解和把握总体史。只有如此，才可能使社会史研究真正摆脱“碎片化”的境地。社会史意义上的总体史并不简单的就是要追求研究对象上的五花八门、包罗万象甚至是越多样化越好、越琐细化越好，也不是单个 社会要素连续相加重叠的混合体，而是一种多种结构要素相互联系和作用的多层次的统一体。只要我们“保持总体化的眼光”，进行多学科的交流对话，勇于和善于在具体研究中用整体的、普遍联系的唯物史观，再小的研究题目、再小的区域研究也不会被人讥讽为“碎片 化”。 2、社会史研究中“进村找庙，进庙找碑”的问题 “进村找庙，进庙找碑”。 19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史研究出现了从整体社会史到区域社会史的学术转向。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兴盛固然受到了“中国中心观”、“区位市场体系”、“国家与社会”等西方史学思潮的影响，但社会学、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理论和方法更为其提供了直接的学术资源。“华南学派”的历史人类学，其研究特色主要是在历史学为本位的基础上，充分借鉴吸收人类学的理论方法，从“历史与田野”的视角进行区域社会史研究。或者说，他们注重共时性结构和历时性过程的结合，在把握历史脉络的基础上，从过去如何造成现在、过去的建构如何诠释现在的问题意识为出发点，以宗族、绅士、族群认同、械斗等为切入点，研究华南地区作为特定的地域社会在历史长河中是如何逐步纳入国家的过程及其复杂的生成关系的。正是基于这样的问题意识，他们的研究对象大都选择在基层与乡村，凸显了自下而上的社会史路径，所以对村庄及庙宇的田野考察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杨念群教授曾将此形象地描述为“进村找庙，进庙找碑”。在我看来，这样的描述一方面表达了“华南学派”进行区域历史研究的特色;另一方面又似乎在提醒我们不能只是一头钻进村庙而不顾外面的世界。社会史的田野调查还是要以历史学为本位，人类学倚重参与观察和口述资料，历史学则强调在参与观察的过程中对地域历史的体验、感觉和文本资料的搜集。我们也可以将这看作是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与社会史的田野调查的差别所在。 3、社会史研究中的区域失衡问题 区域失衡问题。区域社会史成为了社会史研究的主流走向。近年来，区域社会史研究相关成果不断涌现，其中尤以江南、华南和华北地区的研究成果为最多，福建、四川等地的研究成果也不在少数。这种格局的形成，既与这些地区较早具备诸多优势学术要素有关，也与国际汉学界长期重视与研究这些地区有关。这些地区，我们不妨称之为社会史研究的“优势区域”———成果积淀深厚、研究力量雄厚、主流学者云集、资料发掘充分、视点广泛、视域开阔、学术对话频繁。在这种学术发展态势下，这些区域的社会史研究，形成了一种良性的循环，促成其优势格局的不断深化。这种状况一方面反映了中国社会史的发展成就，另一方面又不断推动中国社会史的快速发展，并有助于中国社会史建构与国际学术界对话的学术平台。然而，区域社会史的研究，在研究对象上，始终存在着区域之间极不平衡的状况。与“优势区域”研究的门庭若市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弱势区域”研究的门可罗雀、稀疏冷清。“弱势区域”并非指无人问津的区域，而是指学术界关注严重不足，主流学术群体鲜有涉猎，学术成果虽近年有渐增之势，但或为处女之作，或为单篇独章，缺乏后续的关联研究成果，且尚存诸多未及开垦的领域和专题。由于缺乏更多学人的参与研究，自然也少有对话的氛围。“弱势区域”的研究处于近乎边缘化的状态，与“优势区域”比较，它有着更大的空间范围。换言之，在大面积的“弱势区域”范围里，内含着更多的社会复杂性，在社会历史的发展中，应当存在着与“优势区域”不同的典型意义。 4、1991—2000年近代社会史研究的主要特点 第一，在研究时段上，大多选取了变化剧烈的近代社会作为研究对象，近代社会史在中国社会史复兴与研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第二，在社会史理论的思考和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