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年增刊：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第九次.docVIP

《语言研究》1996年增刊：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第九次 学术讨论会暨汉语音韵学第四次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小议汉语语音史上的“橄榄形”现象 麦 耘 从来论《切韵》的性质，有“单一音系说”和“综合音系说”。典型的“单一音系说”现在很少人持有了，但有近似的“文学语言音系说”及“部分综合音系说”，仍与“南北古今大综合音系说”对立(1)。笔者本人是“文学语言说”和“部分综合说”的支持者，换言之，笔者是不同意“大综合说”的。 “大综合说”的论点之一是：《切韵》音系非常复杂，比现代北京音及其他任何汉语方言都要复杂，从《切韵》到现代的语音演变趋势是简化，另一方面，以《诗经》音系为代表的上古音也比《切韵》简单，这样从上古到《切韵》又是简化，如果中古音真的像《切韵》这么复杂或近似这么复杂，汉语语音系统就会呈现出“简一繁一简”的“橄榄形”的演变轨迹，而这种发展是不合常理的。 对于这个问题，一向有不同看法，下面举两位近些年对此发表意见的学者作为两种对立观点的代表。张光宇（贤豹）先生说： 他们（引者按：指“《切韵》单一音系说”的持有者）把《诗经》摆在最上面或最左边，从这个较为简单的系统，他们划线分化成为较为复杂的《切韵》系统——庞大的系统。如果工作到此为止，倒看不出什么罅漏和缺点。可是一旦从《切韵》再出发，线条就和从《诗经》到《切韵》完全相反，而形成一个橄榄形。从《诗经》到《切韵》是分化过程，从《切韵》到方言是归并过程。这是完全不符合语言实际的图画。（张1984：5） 而持相反意见的陈振寰先生则说： 考虑到人类思维活动的不断丰富、社会交际活动的不断增加，必然会增加对语言表达能力的要求，因而使音系繁化，人类发音器官及其功能在语言实践中的不断完善，为音系繁化提供了条件；同时，考虑到语言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其语音以外成分（词汇、语法等）的组织结构日趋精密、复杂，表达的手段日趋丰富，可以替代语音的某些别义作用（例如，词的构成由单音节到多音节，语句结构由简到繁、由单层次到多层次等），又成为语音繁化的一种逆向因素。因此，就整个语音体系来说，我们相信汉语音系经过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又趋于简化的过程。（陈1986：20-21） 本文就来讨论这个问题。下面分两点来谈：第一，“橄榄形”现象是否可能存在？第二，从《诗经》音到《切韵》再到现代音是不是一个“橄榄形”？ 先谈第一点：在汉语语音发展史上，“橄榄形”现象是否可能存在？笔者的回答是：不但可能，而且必然存在。 从哲学的角度来说，“简→繁→简”的变化符合由一位伟大的德国哲学家黑格尔（G. W. F. Hegel）所提出、由另一位伟大的德国哲学家恩格斯（F. Engels）所丰富的“否定之否定”（The negation of negation）的规律。根据这条规律，任何事物的发展成长，都遵循着螺旋式或波浪式的行进轨迹，即事物在一定发展阶段上会走向自己的反面，再发展一个时期，又会再次走向反面；表面上看这是一种往复循环，是多次的回复旧态，而实际上却是不断的更新，是不断地取得新的支点。事物正是在这种不断的自我否定、自我扬弃、自我调整的过程中向前发展的。从理论上说，事物的两种对立状态的交替是会一直不停地维持下去的。所以，“繁→简→繁”的“橄榄形”发展是符合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的。而且，我们所预期的，不仅是一个“橄榄形”而是多个互相衔接的“橄榄形”；要从其中截取一个变化周期，若从简处截，可以得到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若从繁处截呢，就可以是个两头大、中间小的“花生形”。 语言是人类思维的一种高级表达方式，同时也是一种思维工具。人类在高层次上思维和表达思维时有两条基本的原则：一是周密性，一是简约性。这两者矛盾统一、相反相成：周密性导致繁化，简约性导致简化，两者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中交替起着主要作用；思维工具和表达方式就在这两者之间摇摆着取得平衡，而这摇摆就体现为繁与简的交替。我们不妨拿人类思维的另一种高级工具和表达方式——数学计算方法来作个比较。人类从简单的点数转而发展为进行计算时，起初自然只会用加、减法，随着思维的进步，计算方法逐渐复杂了，就用乘、除法，以后进一步用乘方、开方，这是计算方法的周密化；但数字太庞大时，越是复杂的计算就越困难，而且越容易出错，简约化就成为迫切的需要，於是“对数”应运而生，把乘方、开方简化为乘、除，乘、除简化为加、减。这简化当然不是计算方法的倒退，而是在更高的基础上以简驭繁。而且人们很快发现，对数有比简化运算更广的用途；这一简化实际上为人类走向更复杂的数学王国深处开辟了道路。数学方法这样“简→繁→简→繁”发展的例子是很多的，这儿所举的仅仅是最通俗的一个罢了。人类思维跟语言的关系正与人类思维跟数学方法的关系相似，因为两者都表现了人类思维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