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再平衡：改革与危机赛跑.docVIP

中国经济再平衡：改革与危机赛跑 　　中国近来出现的增长速度放缓不应被看作是简单的经济周期现象，而应被当作是长期积累起来的经济结构扭曲问题的集中爆发。政府似乎正在以一种容忍低增长的态度来期待改革的推进。但实际上，如果能够推进生产要素市场的改革，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中国经济就可以走向再平衡，同时实现高增长。 中国经济失衡的症结 　　从国际比较的视角，中国经济无论怎样看都是一个“奇异点”。在世界主要国家中，中国储蓄率最高，消费率最低，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最低，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程度最严重，外汇储备最多……如此众多“超出”其他国家的表现，必然是由中国经济某些“不寻常”的因素所致。 　　不仅诸多指标的水平值与众不同，更令人担忧的是，从十多年来的总体趋势看，中国经济的结构指标还在不断恶化：消费占GDP比重持续下降；国民收入分配不断从居民向企业和政府倾斜；劳动报酬增长滞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发展迅速，服务业发展滞后；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进程；就业增长速度远远赶不上经济增长速度。 　　中国的结构调整急需找到统领全局的举措，而这一举措需从众多结构失衡之间的关联入手。金融是经济的血液，血流不畅则经济失衡。如果要为医治中国经济失衡找到一个最为重要的症结，这个症结就是金融抑制下的利率管制政策。 　　金融抑制的主要形式，包括存贷款利率限制和资本账户管制。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金融抑制现象尤其严重。数据显示，1989年到2012年，中国一年期贷款平均实际利率（名义利率减去通货膨胀率）仅为2.39%，存款利率则更低；同一时期，中国年均经济增长率却高达10%，远远高于实际利率水平。研究表明，中国官方利率至少比市场利率平均低50%-100%。官方实际利率远远低于经济增长率的事实不仅与标准宏观理论的预测完全相反，也与国际发展经验不一致。 　　利率管制是金融抑制最重要的表现形式，也是金融抑制其他具体形式的根本原因。 　　如果一国政府人为压低利率，信贷市场就必然出现供需不等，这就要求政府直接干预金融市场，造成了信贷配给、准备金管制和窗口指导等现象。在此背景下，私人金融机构有激励通过提高存贷款利率获取更高利润，导致利率管制政策失效，要保证利率管制政策的“有效性”，政府需要对银行业准入进行严格监管，限制资本市场发展，维持以国有银行为主体的金融体系。同时，利率管制导致利率平价（即国家间实际利率趋同）无法成立，因此政府需要进行资本项目管制，以防止资本通过跨国流动进行套利。 收入分配和需求结构： 　　利率管制的影响 　　以压低利率为主要形式的金融抑制本质上是在扭曲资本相对价格。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形中，一国人均资本量越高，资本相对于劳动的价格（利率-工资比）越低，企业家生产技术的资本密集度越高。如果政府干预金融市场，压低利率水平，将导致资本价格下降，企业家又激励使用资本替代劳动，进一步降低了产出中的劳动收入份额。近年来，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持续恶化，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分配的比重不断下降，而政府和企业收入的比重则快速上升：家庭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由2000年的67.5%快速下降到2008年的58.2%，同一时期，政府收入占比从14.5%上升到19%，企业收入占比从17.9%上升至22.7%。 　　内外需求结构失衡是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面临的另一潜在威胁。在短期的需求结构分析中，消费、投资、净出口被称为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与短期分析相比，更重要的是，在长期内，这三驾马车的关系在本质上是需求与供给之间的关系，如果消费需求比例过低，而净出口不能持续增长，则投资的回报难以保证，经济将偏离最优增长路径。在一个简单的例子里，如果当期投资为100，而消费为0，则下一期，投资生产出来的产品卖不出去，利润为0，投资也为0，经济增长按100加0的路径走。而如果当期的投资和消费的关系是60与40，则可能下期生产出的产品仍然能够有消费的保证，从而让经济按60加60的路径持续增长。 　　2000年以来，中国投资和出口表现强劲，而消费需求却持续萎靡不振，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 　　短短数年，最终消费率（消费/GDP）由2000年的62.3%下降到2009年的48.5%，居民消费率由2000年的46.4%下降至2009年的35.4%，而居民储蓄率则相应地由2000年的31.1%上升到2009年的40.4%，消费需求相对不足已经构成中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 　　以压低利率为主的金融抑制政策同时也起到了抑制居民消费的作用。第一，中国的金融市场不完备，使得普通百姓很难进入直接融资市场，不能充分分享资本收入。 　　以股市为例，其震荡幅度非常大，给普通投资者带来的风险巨大，很难吸引一般投资者进入。中国的债券市场规模较小，而且很多债券品种也不对普通百姓开放。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