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限制遗嘱自由的立法模式选择.pdfVIP

湖北社会科学 2013年第 4期 论我国限制遗嘱 自由的立法模式选择 段伟伟 (西南政法大学 民商法学院，重庆 401120) 摘要：遗嘱 自由原则是继承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对遗嘱自由的限制应当坚持遗产 “扶养”的立法精神与理念．只 有在遗嘱权行使没有保障遗属生活扶养的情形下，才有必要对遗嘱自由进行必要的限制。因此，在限制遗嘱 自由的 立法模式选择上，我国应当坚持现行 继《承法》中秉持了“扶养”理念的必留份模式，但在具体内容上，应当适当扩大 必留份权利人的范围；对生存配偶的权利予以特别保障；明确规定必留份份额时所应当考量的具体相关因素：增加 遗产处理过程中临时保护措施 以及反规避必留份制度的保障措施 关键词：遗嘱 自由；扶养；继承权；必留份；立法模式 中图分类号：DF5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477(2013)04—0152—05 ～ 、 问题提出 此 ，其跨越财产与家庭两个领域 ，涉及到财富在家庭成员之 我国现行 《继承法》对遗嘱 自由的限制采取的是 “必留 间以及家庭内外的转移。在遗嘱继承中，个人、家庭与社会的 份”的立法模式，其第 l9条规定：“遗嘱应当对缺乏劳动能力 利益在此汇合。个人渴望 自由，希望对其个人财产拥有最大 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即“遗嘱人 的处分权利；家庭需要保护，遗属渴望继承遗产：而对于国家 未保留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的遗产份额 ， 而言，立法者赋予遗嘱人以遗嘱权，但也同时希望其以某种 遗产处理时，应当为该继承人留下必要的遗产。所剩余的部 适当的方式行使权利，将遗产的使用价值发挥出来，并使遗 分．才可参照遗嘱确定的分配原则处理。”骇 规定颁行于 产能够顺利地传递，维持个人的幸福与家庭的宁静。各方的 1985年，至今近30年没有任何修改。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 ， 利益诉求都有一定的理由与合理性，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 现行制度逐渐与时代脱节，特别是前几年出现的 “杭州遗赠 各方的利益并不冲突，遗嘱人有足够的理性与智慧作出合理 案”与 “泸州遗赠案”更是将遗嘱 自由的限制问题推上风 口浪 的决断，满足各方的利益需求。因此，遗嘱继承的立法首先应 尖 ，受到社会大众以及学界的广泛关注，现行的遗嘱制度被 当坚持 “遗嘱自由的原则”，充分尊重遗嘱人的意志。这是继 批评为 “对遗嘱 自由过于放任，几乎不能起到对遗嘱限制的 承法作为私法的本质所在 ．也是世界各国遗嘱立法的共性与 功能。”对此，我国学界提出许多不同的富有建设性的立法完 趋势。对遗嘱自由的限制仅仅是一种例外情况，仅当遗嘱人 善建议。但在限制遗嘱 自由的立法模式选择上争议颇多，主 行使的权利超越了一定的限度，才有必要对其予以矫正。 要包括特留份模式、特留份与必留份并行模式、特留份与扶 遗嘱处分的限度又在哪里?实质上，对遗嘱自由的限制 养费制度并行模式 、改良的必留份模式。然而，在对遗嘱自由 主要涉及两个方面：遗属的扶养与继承期望。遗属的扶养从 限制的立法模式上，我国究竟应当采取何种立法模式?而这 本质上来说是解决人的生存问题。遗属获得遗产扶养的权利 也成为如今继承法修订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 是一种 自然权利。不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当今世界的立法，在 二、遗嘱限制的原则 遗产分配时，给与那些需要扶养的家庭成员以遗产，以维持 任何一项制度都包含着制度本身的价值选择，是制度所 其必需的物质生活，这都是通行的做法。遗嘱人对家庭成员 涉及各方利益的相互冲突与平衡的结果。继承制度也是如 的扶养 ，这不仅是一种道德上的义务 ，同时也是法律所规定 作者简介：段伟伟 (1978一)，男，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专业2010级博士研究生。 ①参见 1985年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7条。 · 152 · 的义务。这种义务基于被继承人与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