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正规就业 理论层面上与社会承认.docVIP

非正规就业：理论层面上的社会承认( 张 彦 原载《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8.05） 内容提要：今天，由于解决劳动力出路的需要，非正规就业在对策层面上已受到越来越多的 关注，但这是不够的。用非正规就业重构就业空间，一定要倚重于理论创新。“合法性质疑”，此 乃关乎非正规就业命运核心问题，只有澄清它，非正规就业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承认。为 此，我们必须在经济的白与黑之间，区分出第三种经济。其中，紫色经济虽代表着非正规就业被 称为隐性就业的那部分，但对社会弱势群体来说，在第三种经济中以劳动方式取得收入与在黑色 经济中以非道德方式取得收入是有本质区别的，这就在理论层面上澄清了非正规就业本身存在的 合理性。 众所周知，就业问题是当代中国所面临的头号民生问题。继知青返城以及上世纪90年代国企工人下岗的两次就业高峰之后，我国又面临着产能过剩导致的第三次就业高峰。国家发改委发布的《2006年就业面临的问题及政策建议》显示： 16岁以上人口增长达到高峰，劳动力增量1700多万人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压力进一步加大，供求达1400万人。日本著名经济学家青木昌彦：只有一种经济组织形式的城市，是难以创造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一些不入流的经济形式，却是多姿多彩的经济马赛克 应该指出，非正规就业概念最先孕育于二元经济理论，一度成为贫穷的代名词。阿·刘易斯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大量迁移，临时就业或自我雇佣，这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必经阶段。托达罗等则认为，农村过剩劳动力并非由传统农业部门直接进入城市现代工业部门，而是先进入城市经济的“非正规部门”,非正规部门的存在曾经被“正规”地承认，由此产生了大量“非正规部门就业”。后来，非正规经济学理论等推动了对非正规就业进一步认识。哈特等主要基于货币工资的雇佣和与谋生相关的自我雇佣的区别，提出了“正规”与“非正规”就业机会划分的设想和城市劳动力队伍收入机会的二元化模型。非正规经济的概念也就被运用于自我雇佣上，非正规就业问题从此受到学术界、国际组织和发展中国家政府的正面的、积极的重视。① 查尔斯·汉迪的过人之处是打破二元化模型，明确用第三种经济的理论框架，在经济的“白”与“黑”之间区分出了经济的其他多种色彩。② 但由于存有下述问题，查尔斯·汉迪的理论缺陷也是很大的：其一，他把非正规就业等同于“非规范经济中的工作”，其实非正规就业在白色经济中也广泛存在；其二，他把黑色经济中的工作也纳入非正规就业，这就使得我们在澄清非正规就业本身存在的合理性时会陷入理论困境；其三，他在论述非规范经济时没有区分工作空间和就业空间。其实就业空间从属于工作空间，是其一部分，在合法的前提下，如果有活干就是有工作，那么就业只是其中有钱挣的那部分。 应该指出，要正确定义“非正规经济”，进而使非正规就业获得理论层面上的社会承认，突破二元经济理论的框架，从而对非正规经济与黑色经济加以区别是必不可少的。联合国1993年版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在把“非正规经济”定义为住户所从事的各种经济活动的总称时，特别强调了它与“地下经济”、“隐性经济”、“隐蔽经济”、“影子经济”、“非法经济”及“犯罪经济”等的不同。③ 因为，非正规经济从其产生的社会经济动机或目的、从其所承担的社会经济功能等角度来看，都与后者有着本质的区别。住户从事货物与服务生产的目的是为某些人创造就业机会和提高住户收入，是对正规经济的一种补充和调剂，这些活动在任何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在发展中国家尤为普遍地存在。而“地下经济”、“非法经济”等正常统计观察不到的经济活动则是指生产者为牟取暴利或其他原因所从事的非法经济活动，这些活动会对一国国民经济造成基础性危害。国际劳工组织(ILO) 在研究非正规部门就业过程中，也非常强调区分“合法性”与“非法性”。前者有助于经济增长，如小商小贩、个人服务和以家庭为基础的生产。后者的活动却是被描述成对国民经济发展的贡献值得怀疑，如卖淫、乞讨、小偷等。④ 要通过理论界定准确给出非正规就业的统计特征，关键有两条：①区分就业的“正规”与“非正规”；②区分工作的“合法”与“不法”。而要阐明非正规就业本身存在的合理性，后者（也就是区分“合法”与“不法”）就成了关键的关键。 严格地说，第三种经济由以下三个组成部分，它们的共同特点在于难以纳入国民经济统计、不好征税，在工作性质上确有“非正规性”，但都不属于不法工作。 (1)紫色经济——不在白色经济中的那部分凭劳动挣得货币收入的工作，也是非正规就业中可被称为“隐性就业”的那部分工作，包括不在白色经济中的私人服务业或社区服务业，也包括用现金支付的兼职和个体经济； （2）橙色经济——完全合法但不好计算的家务劳动，人人都在某种程度上承担这种工作； (3) 绿色经济——义务经济，不计报酬的在社区或社团从事公益性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