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促进学术繁荣和技术创新与体制——关于科学发展和技术创新与若干思考.docVIP

建立促进学术繁荣和技术创新的体制——关于科学 发展和技术创新的若干思考 吴敬琏 范世涛 《科技中国》06年03期 特稿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也就是第一个五年计划后期开始，党中央和国务院就一再发出了“向世界科学技术的先进水平进军”等口号，制定了多个科学技术规划。但在往后的半个世纪，从总体上看，中国在科学和技术上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却拉大了，尤其在民用领域表现更为突出。最可能的原因，是制度的铺设偏离了有效的轨道，没有建立起一套有利于学术繁荣和技术创新的体制机制[1]。这一段历史告诉我们，要想赶上和超过世界科学和技术的先进水平，必须在体制机制上狠下功夫，否则今后同样难以有效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最近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大会把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国家战略提了出来。本文围绕建立促进学术繁荣和技术创新的体制机制，主要提出以下三点，希望有助于有关问题的讨论：一是根据科学和技术的不同特性，有必要建立不同的竞技规则和激励机制；二是技术创新有赖于规范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三是要促进科学发展和学术繁荣，就必须充分发挥科学共同体的作用，减少学术评价中的非学术因素。 （一）“科学”、“技术”不宜混为一谈 　　加快中国科学和技术的发展，首先要区分“科学”和“技术”，促进科学发展和促进技术创新是很不一样的两件事，二者不宜混为一谈。 　　作为“科学技术”或“科学和技术”缩略语，“科技”一词现在国内使用频率很高，而这种用词习惯其实是相当晚近的事，直到1957年，我国还分置了“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与“国家技术委员会”。但据于光远教授考证，1958年“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和 “国家技术委员会”合并后，新机构的名称被定为“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这是第一次在国家层面上设立二者合一的行政管理机构，以后“科学”和“技术”这两个名词连在一起使用的情况就快速增加，改革开放以后“科技”一词更是加倍风行起来，以至high-tech（高技术）这样的西方词汇，到中国也往往被译成了“高科技”[2]。“科技”一词的流行使人很少思考科学与技术来源、内容和激励机制上有诸多区别，也很少考虑科学领域的规则与技术领域的规则全不一样[3]。 　　英语中，科学是science，技术是technique或者technology。虽然现代社会中科学与技术的关系日趋密切，但是它们诞生的背景不同，而且掌握在受过不同训练、怀有不同目标的人手中，并长期由不同的社会群体发展。 　　科学作为“求知识”或“求智慧”的活动，曾经长时期属于哲学（后来是自然哲学）的探究范围，不与实用目的相关联。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哲学家地位高于那些从事手工劳动的人；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说“探索哲理只是为想脱出愚蠢，显然，他们为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任何实用目的”[4]；直到17世纪，牛顿依然将他的著作题为《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作为哲学的组成部分，科学在中世纪主要在教会以及教会建立的大学中探索，所谓“哲学是神学的婢女”，这里的“哲学”就包括了science。在近代民族国家兴起过程中，科学的研究者开始不仅限于教会和教会大学，而是愈来愈多地由富有贵族资助下的世俗知识分子进行，这些世俗知识分子的称呼还是哲学家。既然科学属于哲学的范围，科学就像哲学一样，从总体上看与社会上的上层人物关系密切，虽然偶尔也有例外。 　　与科学不同，技术（technique）作为与生产实践紧密联系的知识，侧重的是生产某种物品或完成某项任务的实用方法。它长期主要由劳动者（如奴隶或工匠）探索，并长期被排斥在正统的自然哲学之外。它们通常与经验积累关系密切，并受到行会等组织规定的限制，常常通过学徒制度之类的方法，在圈内私密传承。这些做法严重限制了技术进步的深度、广度和速度。 　　在第二次产业革命之前，科学与技术之间的联系是很弱的，在1875年以前，绝大多数技术改进不是来自剑桥或牛津大学所传授的科学知识，而是由基于经验和没有受过多少科学训练的工匠或企业家进行的[5]。马克思在论及第一次产业革命和机器大工业的出现时，将这一变革的起因归之于市场“需求总是增加”，而不是科学的发展。 　　然而，在第一次产业革命中诞生的机器大工业对发展科学和在生产中自觉地运用科学知识提出了强烈的要求，由匠人经验积累产生的技艺（technique）也需要在科学的指导下总结成为系统化的technology了。据管理学大师德鲁克（Peter Drucker）的观察，英语中的technology一词出现很晚，直到19世纪才开始广泛使用。在18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中，百科全书编者试图“以有序的、系统的形式和非学徒也能学会而成为‘技术人员’的方式把所有工艺知识集聚在一起”。这样，“生产几乎一夜之间从以手艺为基础转变为以技术（technology）为基础。”[6]一些现在公认的应用学科（如冶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