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分析是如何可能与.docVIP

叙事分析是如何可能的 葛忠明 （山东大学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摘要: 自70年代以来叙事分析在社会研究领域中得到了相当的发展。本文旨在讨论叙事分析这一质性研究的新方法，分析其背后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基础，并发现该种方法与其他质性研究方法的区别。本文认为，叙事分析重视故事形成的方式，而故事内容却并不构成分析的重点；对叙事方式的注重，使叙事分析更为重视故事的结构，以及该结构对故事意义的影响 ——故事意义因为结构变化而有新的意涵，同时也更为重视该故事结构所得以形成的脉络因素——微观互动的脉络以及更为宏观的社会历史脉络，从而将微观和宏观领域连接起来，使叙事分析的解释力得到了增强——人们通过叙事建构现实，而所建构的现实，却是在微观和宏观两个领域中型塑的。本文最后部分对叙事分析的效度进行了评论，并揭示了该种方法的模糊之处。 关键词：诠释学转向 叙事转向 叙事分析 社会工作研究 一 诠释学转向的必然性 在社会研究领域中，量化研究一直占据着主流地位，而其背后的元理论，是实证主义。简单地说，实证主义是自然科学在社会研究中的复制，无论是在本体论、认识论，还是具体的研究方法上都是如此。实证主义的假设大体上主要是，一，社会世界是客观的现实；人与社会世界的关系是二元分离的。作为认识的主体，研究者通过客观的观察可以无限地接近作为认识对象的客体——社会世界。三，语言在认识社会的过程中被当作一种客观的工具，它本身是透明的、中立的；通过中立、透明的语言——如在问卷中得到的信息，社会研究人员可以发现语言所指涉的客观世界。这里，人们通过语言赋予行动和事件的意义本身，也被认为是可以对象化的存在了。 人们对该种方法所存在的诟病有很多批评。归结起来，这些批评最后的落脚点，是实证主义错误地把社会世界简单地类比为自然界，而这显然是过分简单的错误的做法。如果说人们的行动构成了世界，那么，行动者赋予行动和实践的意义，就必然成为认识和理解的事项。这里，牵扯到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社会本体论的问题。在谷伯和林肯（Guba and Lincoln,1994）[1]所整理的社会科学领域内的四个研究范式——即实证主义（positivism）、后实证主义(post-positivism)、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和社会建构论(social constructionism)中，后两种范式或多或少地都涉及到了对意义的理解和诠释问题；而实际上对意义的理解，在韦伯那里就已经成为了社会研究的核心事项了。在批判理论范式那里，现实被认为是历史性的现实，是由社会、政治、文化、经济、种族、性别等社会性因素所型塑的；看起来客观的社会现实，因此也只是上述主观因素在时空中的沉淀。如此，在认识论上，该范式强调主体间（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的交往、互动，强调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的价值参与。由于批判理论范式注重意识的提升(conscious raising)，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辨证的对话就成为研究的工具性方法。但是，对被研究者通过语言而表达的意义的诠释，是实现意识提升的前提。相似的工作——即对意义的理解和解释，在社会建构论范式中得到了更多的强调。在本体论上，社会建构论范式采取的是相对主义的立场，认为现实是互动中的人们地方性的协商的结果。这样，客观的社会现实就被当作了主观的社会性努力的结果。而从后结构主义角度看，表达着知识/权力（knowledge/power）的话语(discourse) （Foucault）[2]在社会现实的建构过程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从这个角度看，社会研究所要理解的，便是要发现这些主观的话语如何影响了人们的行动和实践——如何影响了行动者赋予其行动的主观意义，而正是这些有意义的行动构成了社会现实。由于文化脉络的不同，行动者对主流话语解读也不可能铁板一块的，从而，即使是在受到主流话语宰制的人们那里，地方性的建构依然不同于主流话语对社会现实的建构。因此，诠释学的辨证的对话，在社会研究中就成为必须的手段（Guba and Lincoln，1994）[1]。可以说，正是把“主观意义”作为理解的事项，而且排除了把意义当作可以进行对象化处理的可能，诠释学的转向在社会研究中才成为了必然。 在诠释学的转向中，语言被看作是承载了文化的，因此任何解释性的社会研究仅仅在文字的层面上落实的诠释都是不够的。从诠释学角度看，人们的理解是通过语言进行的；而该语言下的沟通在一群共享共同“生活模式”（forms of life）的人那里才是可能的。任何语言游戏所衍生的意义，都来自于这种生活形式(Wittgenstein, 1953) [3]——用现象学的语言来说，这个生活形式，就是“生活世界”，而用人类学的语言来说，就是一群人所共享的“文化”。任何研究者都是带有自己的“自我”而进入到研究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