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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组建中的争议 李 学 通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北京，100006） 内容提要：1927－1935年间的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在组建过程一波三折，充满争议与矛盾，地质调查所从最初的主角，变成为局外人，其中的过程、原因，颇有耐人寻味之处。作者在文中考察了争议的过程和结果，分析了争议产生的原因，总结了其中的经验教训。作者认为，此次争议及科考活动，使更多的人对中外科学合作有了更客观、积极的认识；由于中国学术界未能充分相互信任与合作，使学术成果受到一定局限和不必要的损失。虽然此次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组建中的争议，是近代中国科学发展史中一个特殊时期内发生的特殊案例，但它所反映出的问题却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甚至超出了时间的局限而值得一再地反思和解读其中的内在含义。 关键词：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 地质调查所 斯文赫定 中外科学合作 1927－1935年间的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是近代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中外联合科学考察活动。这一历时八年的科考，是当时中国科学界重要的学术活动，而且取得了一系列丰富而且重要的科研成果。但是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的组建过程却一波三折，充满争议与矛盾，特别是与科考内容密切相关、而且是当时中国地质学界乃至中国科学界最富有盛名的研究机构――地质调查所从最初的主角，变成为局外人，其中的过程、原因，颇有耐人寻味之处。探究考查团组建中的争议，对于全面了解此次科考活动曲折过程，探讨中外科学合作的经验教训，对于中国近代科学史的研究均不无裨益。本文欲于此点略作探讨。 一，组建中的波折 1926年，著名的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受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的委托，欲组织一个中亚探险队，为汉莎公司开辟经中亚通往中国的航线作航空气象探险。 该年的11月初，北京即已盛传瑞典欲组织飞机考古队，“飞行来华，游历甘肃、新疆、蒙古等地”，北京政府航空署“拟不日召集各厅科重要职员开会讨论，以资公决”。据斯文赫定记载，他是于1926年“初冬的一个美丽的天色里”，到达北京的。“于是我那想到内地举行一次大规模的考察团的消息逐渐传遍了。”由时任北京政府农商部顾问的瑞典地质调查所前所长安特生陪同，赫定拜访了著名地质学家、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翁对赫定的计划表示全力支持，并提出吸收中国学者参加探险特别是古生物考察，相关的科研成果应在《中国古生物志》杂志上发表。翁的建议得到赫定的赞同，双方还共同起草了一份探险大纲。随后，赫定又在翁文灏的陪同下拜访了北京政府外交总长兼代国务总理（摄行大总统职务）顾维钧。顾又建议他们与军方商洽航空探险事宜。当时控制北京的是奉系军队。航空署长刘光克对开辟中国至欧洲航线表示有兴趣，但建议在结束探险之前不要提出飞行的请求，同时要求取消在中亚建立无线电台的计划。这些建议都被赫定接受，于是北京政府正式批准了探险计划，并命令地方当局予以必要的保护与帮助。 在这一过程中，赫定同安特生多次与翁文灏一起商讨，最后由翁文灏代表地质调查所与代表瑞典中国委员会的安特生签订了一项正式协议。协议中规定：考察团所有采集品均留在中国；考察团吸收三名中国学者参加，其中二名地质学家，一名考古学家；考察团名为中瑞联合考查团。随后，赫定即着手进行考察团的物质准备工作。 起初，北京学术界对斯文赫定探险队的反映是平淡的，但到了1927年春天，形势发生了突然的变化。因为有传闻说：“瑞典人斯文黑顿Sven Hedin组织大规模之远征队，赴我国西北各省，考查地质，并特别注重采集古物，拟用飞机将所得之材料，运往外国。”于是，中华图书馆协会、中央观象台、天文学会、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北京大学研究所考古学会、清华研究院、古物陈列所、京师图书馆、中国画学研究会、北京图书馆等学术机构，3月5日在北大三院举行联席会议，会议最后“议决组织北京学术团体联席会，根本反对此等事项”。同时，与会代表还决定，将北京学术团体联席会变成一个永久机关，“消极的方面，严重监视外人，不准随意购买或假名窃取及发掘我国古物及学术上稀少之物品；积极的方面，互相补助，采集保存学术上之材料，更自动联合举办科学的采检、发觉[掘]等事”。 3月8日，联席会议再次开会，并进一步决定对外发表反对外国采集中国古物的宣言。10日，上项宣言在北京各大报纸公开刊出。其文如次： “凡一国内所有之特种学术材料，如历史材料，及稀有之古生物、动植矿等材料，因便利研究，尊重国权等理由胥宜由本国各学术团体自为妥实保存，以供学者之研究，绝对不允输出国外。乃近数十年来，常有外人所组织之采集队，擅往中国各处搜掘，将我国最稀有之学术材料，如甘肃、新疆之有脊动物化石，陕甘川贵之植物，莫不大宗捆载以去。当时虽亦有人呼号反对，而政府社会，置若罔闻，不惟国权丧失，且因材料分散，研究不便，致学术上受莫大之损失，兴言及此，良堪痛心。近且闻有瑞典人斯文赫丁组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