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镇居民住房条件与不均等与住房贫困研究.docVIP

中国城镇居民住房条件的不均等 与住房贫困研究 李实 (北京师范大学，天则经济研究所) 罗楚亮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一、引言 近年来，居民住房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已经成为城市居民高度关注的头等大事和矛盾焦点。相关的讨论大多集中在对住房价格水平的判断与分析上，争论的焦点通常集中于现有的住房价格水平是否过高、住房价格的未来变化趋势如何等。在本文中，我们无意于讨论住房价格的变化趋势，也无意对住房价格的水平及变化特征进行价值评判，而是试图根据相关住户调查资料，讨论与经济人权相联系的城镇居民住房保障问题。这里城镇居民不仅指城镇户籍居民，还包括了城镇中居住的农村流动人口。 衣食住行是人类社会得以生存的基本前提。如果将住房权作为社会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那么保证居民具有基本的住房条件则无疑是实现这一权利的物质基础。然而在现实中，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居民居住条件的差异是非常明显的，总是存在不均等的问题。这不仅表现在某些居无定所甚至无立锥之居的群体，也表现在琼楼玉宇、雕栏玉砌与陋室空堂共生。特别是，在承认私人财产所有权的社会中，住房通常也成为财富积累的重要形式。居民收入分布上的不均等性也通常会转化并强化财产分布的不均等性，其中的结果之一便是居民居住条件上的差异性。对于任何一个社会来说，不同人群之间存在住房面积和住房质量上的差异性都是不可避免的，它正如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一样不可避免。但是，住房条件的差别并不意味着一部分人群住房条件的贫困化，即缺少最基本的住房条件。从经济人权的角度出发，我们更应该关心的是住房条件的贫困化问题，特别要关注社会中住房条件极为恶化的那一部分群体。由于住房条件的贫困化与住房的不平等分配之间存在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后者往往是前者的直接结果。特别在经济转型的社会中，住房分配制度的改革会更加强化二者之间的联系。从这个意义来说，理解住房分配的不平等对于理解经济人权的状况是有意义的。本报告试图通过对住房条件的差异来表明部分群体的住房困难和贫困状态，从而反映出住房方面存在着经济人权的问题。 我国当前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经济发展与转型过程中的各种有序与无序变革因素导致居民收入差距的迅速扩大。强调平均主义分配方式、否认个人的财产所有权的传统社会意识也在迅速转变，这不仅导致居民财产积累的加速，也导致居民财产分布不均等程度的加剧。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国对于城镇住房体制进行了改革，货币化成为城镇居民住房分配的主要形式。不难理解，货币化的住房分配体制使得居民的住房状况将受到居民收入水平的制约，只要收入分配存在不均等性，则住房条件的分布必定也是不均等的。同时还应当注意的是，传统的福利性住房分配体制也长期存在于一定范围中，而传统的福利分房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是以行政级别、职称职务等级等来确定的。总体上说，转型时期中，住房条件的不均等性是由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既有收入增长的因素，也存在社会地位方面的差异性。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经济紧缩。为了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房地产被当作拉动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加以大力扶持。从总量结果上来看，房地产市场不断完善，住房商品化程度不断提高，居民的居住状况获得了显著改善，人均居住面积显著增加、居民住宅的自有率显著上升等。但同时也不难发现，在相当部分的居民中，住房支出压力也在大幅度增大，居住条件未能获得有效改善，住房与教育、医疗成为新时期中城镇居民新的三大支出项目，甚至被戏称为新的“三座大山”。这些似乎相互矛盾的现象可能也折射出我国居民居住条件分布上的不均等性。 在既有的关于城镇居民居住条件的研究中，边燕杰和刘勇利（2005）根据“五普”资料发现住房已经具有明显的社会分层属性。城镇低收入人群或贫困家庭由于住房价格高、收入低以及相关住房政策的排斥而使其住房困难问题更加突出，因此住房政策应当向低收入弱势人群倾斜（崔凤与毛凤彦，2005；代英姿，2003）。一些社会调查或民意测验也表明当前我国居民居住条件的不均等性缺乏认同感，而且有相当一部分人群对自己的住房条件并不满意。张海东（2004）对长春市的住户调查发现，只有40%的人对自己的住房状况满意，并且党员、高收入者以及获得过福利分房者的满意度相对较高；68%的人认为住房不平等“严重”或“非常严重”，只有27%的市民认为住房不平等是“公平”的；49%的市民认为这种住房的不平等是“可以接受”的。其他类似调查也体现出人们对住房分配公平性的质疑（见李斌和周红金，2005）。也有大量文献关注了从农村进入城镇的暂住人口的住房问题，如漆畅青、何帆（2006）、康雯琴（2005）、蒋耒文等（2005）等都发现从农村进入城镇地区的暂住人口在现有的住房制度下处于不利地位。 本文将以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收入分配课题组于1995年与2002年的城镇住户调查数据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