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劳动过程与价值——理解马克思企业理论.docVIP

2006 年“中国制度经济学年会”（第6届），就是用二重研究（价值分析和投入－产出分析）致力于打通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与西方要素价格理论，进一步则是把价值分析（本身包含有实物分析因素）与价格分析统一于相同的物量基础（Morishima，1973），用一般均衡分析模式把剥削和阶级理论进一步从劳动价值论中“解放”出来（Roemer，1981、1982），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研究重点狭窄地放在非生产领域——对资本主义的不公正和道德的集中批判上（Roemer，1988）。显然，这两种“强权式的理论答案”均在不同程度上使马克思企业理论陷入极为尴尬的境况。 另一方面，马克思学派还没有完全取得话语权。因而对于问题的回答就是完全被动的，不能完全赞同，也不能完全反对，处于两难折中之中。这使得马克思企业理论本身存在一个如何定性的问题，也就是使理论求得安身之所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作答，必然伴随着对既有马克思企业理论研究的进行“追问”：既要追问马克思本人的研究，也要追问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还要追问它们的异同。这两者构成马克思企业理论存在研究的本体论。进而，马克思企业理论同样面临着与时俱进和不断发展创新的问题，这是后一位的问题，是总体由存在研究的本体论所决定和制约的问题。具体而言，定性问题总体决定了发展研究的（方法论）性质、方向和具体程度，而研究问题本身则总体制约着发展研究的（理论）工具、手段和具体方法。因而，这第三者相应构成了马克思企业理论发展研究的本体论。以下即着重剖析马克思企业理论的这两大本体论的若干理论问题。 二、如何定性马克思企业理论：技术硬核 还是由科斯主义企业理论说起。众所周知，最早申明企业是截然不同于市场价格机制的另外一种“特殊经济机制”的，是Coase（1937）在《企业的本质》中的一段话：“既然人们通常认为协作可以通过价格机制实现，那么，为什么必需组织呢？为什么会存在‘在不自觉的协作中的自觉力量的小岛’呢？在企业之外，价格变动决定生产，这是以一序列市场交易来协调的；在企业之内，市场交易被取消，伴随着交易的复杂的市场结构被企业家所替换，企业家指挥生产……面对这一事实，我们要问：组织为什么存在？……我认为，可以假定企业的显著特征就是作为价格机制的替换物……建立企业有利可图的主要原因是利用价格机制的有成本性。通过价格机制‘组织’生产的最明显的成本就是发现相关价格的工作。市场的每一笔交易的谈判和缔约的费用必须考虑在内……这种成本有可能大为减少，但决不可能消除。”这段话表明：由于市场的天然的合约性质，使价格机制的运行不仅是有成本的，而且只能削减，不能消除。反过来，Coase也是认为这种成本即使发生在企业范围之内，同样“只能削减，不能消除”，所以他所真正关心的是“为什么一种一体化力量（企业家）会替换另一种一体化力量（价格机制）”，Coase不满足于劳动分工和不确定性的观点和解释，试图给出全新的解释和尺度，这就是他的交易费用的经济分析视角。因此，从抽掉生产成本的分析因素或简单将之视为固定的角度看，Coase进一步就认为：“企业就会倾向于扩张到在内部组织一笔交易的额外成本，等于通过在外部市场上或在另一个企业的内部来组织同样一笔交易的成本相等为止。”换言之，企业的边界决于企业的边际内部成本（MCI）与边际外部成本（MCO）的相等处。这说明它理论所指的实际上是另一种意义的边际分析，并不构成对新古典的“边际硬核”的颠覆，只构成它的内部组成的一个差异。Coase（1937）的思想当然不仅被后来的Williamson（1985）直接继承，也同样被张五常（1983）加以发挥，不过在前者那里始终是“积极”的，在后者那里则主要是“消极”的。即在《企业的契约本质》中，后者进一步争辩道：“科斯的中心命题是制度运行成本（交易费用）的差异导致了企业的出现并替换了市场：一方面，市场交易涉及产品或商品，另一方面，‘企业交易’涉及生产要素……这个命题并不容易理解，因为科斯没有给‘企业’定义，正如我们就会看到的那样，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之间也并非泾渭分明。”张五常的具体理由是：（1）由于“科斯主要关心的是，在每个人行为或贡献不能直接定价的范围内，需要私人投入所有者授予使用权的替代方式，这意味着用替代指标进行衡量，从而企业家得以出现”，所以“说‘企业’替换‘市场’是不太正确的，毋宁是一种契约形式替换另一种契约形式”；（2）由于“科斯主要关心的是一种契约形式，投入所有者通过让渡明晰的对他投入的使用权以交换收入，因而受到看得见的手而不是价格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指挥”，所以，“只是通过非凡的洞察力才会看到，当这种契约形式增加时，产品市场就会减少”；（3）进一步看，企业边界也因此是模糊的——“说边际条件真正决定企业规模，毋宁是决定契约替换的范围”。于是，在同一个“契约”的概念之下，张五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