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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化与矫正：安全保障义务“合理限度”探析 ——兼议《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 郭碧娥 引言 随着社会安全问题越来越突出，安全保障已成为侵权法的重要课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身损害赔偿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6条首次正式提出了“安全保障义务”这一概念，从而填补了我国侵权法规则的一个漏洞，宣告了安全保障义务在我国的正式确立。这无疑是我国司法的巨大进步，是以人为本理念的体现。然而，经过几年的实践运用，安全保障义务适用出现了混乱的局面，虽然《解释》第6条对安全保障义务范围作出了“合理限度范围”的限制，但是，由于该标准过于抽象，范围较难把握，于是，实务中无视该限制的现象慢慢泛滥，安全保障义务逐渐被泛化成无所不包的义务。司法实务者出于对弱者的同情往往随意援引安全保障义务条款对相关从业者苛以责任，而不论义务是否在“合理限度”内，漠视相关从业者的合理需求和利益。现实呼唤着法律对安全保障义务的范围给予相对明确的界定，以更好地规范安全保障义务的实务适用。《侵权责任法》第37条继承了《解释》第6条的体系框架，其对安全保障义务的法律化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为注意义务导入我国侵权法开辟道路，扫去不少理论和实务上的障碍。然而，在面对上述问题时，《侵权责任法》第37条显然让人失望了，该条对安全保障义务的范围只字未提，不但未能对“合理限度”作进一步的界定，甚至放弃《解释》曾经所作的“合理限度”范围的限制，此种立法导向对当前安全保障义务不断泛化的乱象无疑将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安全保障义务是否无范围限制？若有，其边界在哪里？这是安全保障义务行为研究的关键问题之一，是当前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焦点，也是本文要着重予以讨论的问题。 一、安全保障义务泛化之乱象：“上帝”的眼泪和“仆人”的尴尬 法律基于充分保护弱势群体、保障受损害的权益得到救济的目的，从维护社会诚信和公平的角度出发设立了安全保障义务：受害人郭某（50周岁）前往被告经营的生态园钓鱼，渔竿被鱼拖入塘中，郭某下水欲拾回渔竿，体力不支溺水。郭某的朋友胡某见状大声呼救，被告餐厅员工闻讯赶来救助，与此同时拨打110、120求救。约3至5分钟后，被告员工及胡某将郭某救上岸进行人工呼吸。约过15分钟，公安、医务人员赶到现场，将郭某送往医院抢救。医院证明因窒息时间过长、抢救困难宣告郭某临床死亡。另查明：钓鱼场的设施、设备均符合安全标准，郭某遇溺的鱼塘岸边安有铁索护栏上面悬挂“水深危险，禁止下水，违者后果自负”的警示牌，但鱼池周围未设救生员和保安巡视。死者近亲属承认郭某下水去拾渔竿，是因郭某游泳技术好，其忽略了早春天气水温低，于是出现致命抽筋，但认为被告经营的钓鱼场存在安全隐患和管理缺陷是发生不幸的主要原因，被告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对于本案，审判法官的观点为，被告开展的是与“水”这一危险源有关的经营活动，其应当预见该项目给钓鱼者带来的安全隐患，诸如钓鱼者可能擅自下水或失足落水等，而被告显然意识到了这点，所以设置了相应的警示牌。但其预见到此后，并没有进一步就钓鱼者很可能违反善良告示出现的危险情况做任何防范准备，而常理逻辑和通行经验忠告我们，阻却危险发生和钓鱼者侥幸心理最有效的办法是：配备人员专门在鱼池周围巡视，以便危险意外发生时可以及时制止施救。所以，钓鱼场不一定非要像游泳池一样配备专门救生员，但被告既然“以水渔利”，那么，主动及时制止钓鱼者的危险行为和保障钓鱼者的生命安全属于其应承担的义务范围。而被告未配备人员专门在鱼池周围巡视，即为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案例二：死者潘辉与同事戴传富、毛金雄、谭勇模四人下班后相约到千灯湖公园游泳，在游泳过程中潘辉不幸溺水身亡。千灯湖公园是由佛山市南海区市政管理局投资兴建的公益性公共设施，免费对公众开放使用。公园内共设禁止通行牌4件、警示牌34件、公厕导向标志牌11件。事故发生后，死者父母将公园管理者告上法庭，要求其赔偿原告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抚慰金等共计365547.98元。 关于本案，有的观点就认为，在事故发生处，公园既没有设置围栏、警示标志，也没有采取有效措施防止他人进入该湖区，在没有配备相应安全保障措施的情况下，管理者应当预见其行为会危害他人生命安全，却放任这种行为的发生，属于未尽合理的安全保障义务，依法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在以上两个案例中，被告生态园钓鱼场和千灯湖公园实际都已尽到了“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对于损害不必承担责任（理由将在本文文末予以详细阐述）。但是我们看到，在实际判决时，生态园钓鱼场和千灯湖公园都被课以了过高的安全保障义务。法官未能结合具体案件考虑这两个场所的性质、职责范围、风险控制能力等，在合理限度外不正当地扩大了安全保障义务的范围，使得这些场所承担了过重的责任，违反了公平原则。 面对当前安全保障义务不断泛化的乱象，若不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