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浙江省温州市平阳县鳌江镇第三中学七年级语文上册素材：《在山的那边》（1）.docVIP

内容摘要：20世纪90年代的王家新带着一种博大的胸境坚持着独立的诗歌创作。在一个文化蒙昧，民族心智丧失的时代，王家新将宏大的历史引入诗歌，充分利用“个人写作”的优势，以叙事性的方式，散文化的语言入诗，并汲取西方文化的精华，立足于中国本土，对历史进行承担，对时代良知进行呼唤。这种将“历史个人化的”的诗歌写作，在中国诗歌界独树一帜。时代和历史被王家新所接受，并对他的诗歌产生重要的影响，这使他的诗歌充满“那么明亮的激情”，将读者的心境引向对时代历史的深刻反思。关键词：王家新， 时代， 历史， 个人， 承担众所周知，中国诗歌在经历了一个火热而激情的80年代后，又在90年代进入一个平稳而成熟的建设性时期。但在这样一个建设性时代的末期，却爆发了一场“二十年来最大、也最为激烈”的诗歌论争。以于坚为代表的自称是“民间写作”的诗人们，向王家新、西川等被他们称为“知识分子写作”的诗人群体发动了猛烈的文字攻击。他们用严厉得近乎粗暴的语言提出：“知识分子”们的诗歌卖弄知识，故作高深，远离生活和人民，毫无时代感和生命力。一时间，中国诗坛一片混乱气象。被强行划分为“知识分子写作”的诗人和评论家在一再克制的情况下，被迫作出回应，而王家新亦在其间做了大量的工作。事实真如于坚等人所说的那样吗？不！王家新通过对艺术执著的追求实践以及充满激情的理论分析，还90年代诗歌以本来面目。他用他的诗歌和实际行动，做出了有力的反驳：他的诗歌并没有脱离现实和人民，而是以个人对历史的承担去呼唤人类的良知，在某种意义上折射出一代人的精神史。这正是王家新诗歌艺术中所体现的时代意义,也是他诗歌创作的主要倾向。王家新的创作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79年到1989年，主要以灵感的喷发以及个性化的语言实验为主，多为艺术而艺术，从小处着手，抒发诗情，如他的诗歌《秋叶红了》、《风景》等。而从1989年以后的第二阶段诗歌创作中，明显可以看出王家新诗歌艺术的成熟。而在这十几年的诗歌创作中，王家新似乎找到了适合于自己的诗歌创作的方向，那即是以深沉的意象，可感的形象,充分展示诗歌对历史的承担，对人类的关怀，对良知的呼唤，洋溢着浓郁的时代气息，如诗歌《瓦雷金诺叙事曲》、《帕斯捷尔纳克》等。而他这十多年来以诗歌为核心的全部写作，被人称为“一部诗歌精神的启示录”⑴。谈到时代，说到启示，必然就得首先认识诗人所处的时代环境。这是一个不断进步的时代，至少在物质上是如此。1992年以后，中国重新启动经济改革步伐，社会全面走向市场化。这样，在原有艺术创新的压力下，诗人们又面临着更大的挑战，那就是商业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兴起。“动物凶猛，金钱也是一种暴力”。所以90年代是所谓严肃文学退居“边缘”并经历深刻危机的时代。在这一时刻，可以说蒙昧主义在中国诗坛上大行其道，在一个以粗痞为荣的时代，所谓的民族心智正在急剧地下降，许多人忙于赶时髦，有几个人在面对那些有难度但却真正具有精神价值和艺术价值的诗歌？这使王家新意识到，虽然有人声称这已是一个“后现代”时代，但思想和文化的启蒙仍是中国知识分子包括诗人们所要长期从事的艰苦的工作。此外，市场经济下的教育让王家新深感烦恼，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使他忧虑。他深知读者的缺乏或是审美能力的下降会给中国的文化创作包括诗歌创作带来怎样的无可挽回的灾难。事实也正是如此。惠特曼有一句广被引用的话是：伟大的读者造就伟大的诗人。这里，他指出了读者与诗人、文明与诗歌的相互造就的关系。在王家新看来，这种关系有点像荡秋千：诗歌能“荡”多远，完全依其推力而定。它有赖于读者和文化环境的推力，它不断地回到这种推力，也在要求这种推力。虽然诗歌的创作可以突破时空限制，但它在根本上仍受制于这种和它构成互动关系的读者和文明的作用力。这里，存在着一只比诗人的手更有力的“看不见的手”。王家新曾在欧洲快车上遇到一位埋头阅读尼采，得知他是中国人后又兴奋地用英文背诵孔子语录的女士，王家新以为她是什么文化人，后来才了解她原来是瑞士的一位理发师；他还在德国认识一位“杜甫迷”，那人不仅热爱杜甫的诗，还曾为此前往中国数次，带着一本中国历史地图册，遍寻杜甫当年的足迹，然而这并不是一位“汉学家”，他只是一位普通的中学化学老师。所以，王家新理解了在欧洲何以会产生像叶芝、里尔克、普鲁斯特这样的作家和诗人，因为它的文明已发展到这种程度。当然，欧洲早已不是什么“高雅”或“精英”的一统天下，然而，无论受到怎样的大众消费文化的冲击，它也不会愚蠢到仅仅以“市场”来作为价值判断的标准，更不会出现像当下中国文坛上这样无聊的炒作。因为就整体而言，那里的人民仍处在良好的文化修养的引导下。相反，中国的文化处境令人堪忧：经典意识淡化，深度意识被逐渐填平，人民的精神境界急速下滑，思想启蒙势在必行。王家新曾这样进行严厉的质问：“为什么这些年一再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