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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 摘要我国正处于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急速转移的 特殊时期，及时深入研究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的新变 化，进而探讨应对策略，是一项具有战略性意义的重 大课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以下应对策 略：因地制宜地推进城镇化；继续深化土地制度改 革；加快建立现代农村公共养老服务体系；着力推进 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大对农民工的技能培训力度。我国正处于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急速转移的特殊时 期，由此引发的大量问题成为多年来学界研究的热点之 一。近些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环境的发展变化以及农民 工本身素质的逐步提升，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问题也 发生了明显变化。所以，及时深入研究农村劳动力转移 问题的新变化，进而探讨积极应对的策略，对于促进农村劳动力成功转移，科学推进城镇化进程，全面建设小 康社会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劳动力 转移 城镇化 引言：农村劳动力转移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然现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走过了一条以工业化带动经济增长为主的发展道路，在较短时期内迅速实现了向工业化中期阶段的迈进，数以亿计的农村劳动力成为产业工人，实现了职业转换。在低成本工业化和高成本城镇化的双重制约下，农村劳动力流动呈现出“候鸟”型转移模式，农民工身份转换滞后于职业转换，农民家庭迁移滞后于农村劳动力转移。中国低成本工业化和高成本城镇化的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必须适时调整发展战略，推进制度创新，加快城镇化进程，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1 农村劳动力转移现状 1.1 城镇化滞后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工业化仅带动农村劳动力转移而非农村人口迁移，城镇化长期滞后，这是在中国特殊的发展战略下形成的，除了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还有深刻的制度性、社会性原因。 农村劳动力“候鸟”型转移模式是降低工业化成本的根本原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加快实施工业化赶超战略，工业化水平快速提高，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格局随之不断变化。20 世纪80 年代至90 年代中期以前，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主要采取“离土不离乡”模式。此后，沿海地区对外开放步伐不断加快，“三资”企业和外向型制造业迅速发展，非农就业机会大量增加，农村劳动力开始了“离土又离乡”的大规模跨区域流动就业，在较长时期内保证了低价劳动力的有效供给。一是工资低。2009 年，从事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的农民工月均收入仅分别相当于城镇同行业单位就业人员工资的59.6%、80.7%和60.8%①。二是农民工社会保障大量欠账。2009 年，雇主或单位为农民工缴纳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的比例分别只有7.6%、21.8%、12.2%、3.9%和2.3%②。农民工社会保障水平低，大部分地区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基数、参保费率、兑付水平等都与城镇职工的保障水平有一定差距。低保障和无保障意味着把本该由工业部门和城镇承担的农民工保障成本向外转嫁，这也是推进低成本工业化的重要内容。 高成本城镇化抑制了农民向城镇迁移的空间。所谓高成本城镇化，是指中国在过去率先发展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且它们主要集中在东部发达地区，目前这类城市化的成本越来越高，当地政府为吸纳外来人口需要在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方面投入巨资。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11）对重庆、武汉、郑州和嘉兴四个城市的实地调研，一个典型的农民工（包括相应的抚养人口）市民化所需的公共支出成本总共约8万元。在高成本抑制农民市民化的同时，由于低成本征地制度的刺激，农村耕地被大量征收，而农民并未从土地上获得应有的可用于进城定居的资本。2000～2009年，城市建成区面积增长了69.8%，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增加了75.1%，但城镇常住人口仅增加了28.7%，人口的城镇化远远滞后于土地的城镇化③。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镇建成区人口密度呈下降趋势，由1990年的每平方公里2.5万人下降到2008年的1万人，下降了60%④。 对农民工的歧视性制度安排减缓了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由于中国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无力或不愿支付农民市民化成本，而人为地维护并强化了城乡二元制度，农民和市民在居住、就业和公共服务等方面享受不同待遇。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劳动力流动虽然改变了城乡人口分布，但不平等的二元制度安排并未发生根本改变。就业制度方面，城乡劳动力同工不同酬问题依旧突出。住房制度方面，农民工依然游离在城镇住房保障体系之外，不能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保障权利，2009 年，仅有0.8%的外出农民工在务工地自购房⑤。社会保障制度方面，维护农民工社会保障权益的制度还不完善，不仅在城镇非正规部门就业的农民工很难参加社会保险，而且那些在正规部门就业的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也有较大难度。教育制度方面，城镇教育资源有的与户籍制度挂钩，不对农民工子女开放；而对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