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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纠防超期羁押长效机制之思考 　　郑法才 　　[摘 要] 构建纠防超期羁押的长效机制要从消除土壤、疏通出口上着手，树立公权穷尽后不能侵犯人权的观念。机制的构建包括供词排除、双重责任追究、羁押情形强制变更三个方面。 　　超期羁押是危害司法公正的“顽症”，是人权保护的拦路虎，为纠正和预防这一长期困扰司法实践的难题，公、检、法三机关作了长期的努力，但“边清边超”、“前清后超”的现象仍然存在，即使是历经2004年的大规模、强力度的纠防，超期羁押现象仍得不到根除，为此，构建纠防超期羁押的长效机制就成为必然的选择。 　　超期羁押“屡清屡超”现象足以表明，其在司法实践中仍有生存的土壤。因此，构建纠防的长效机制，就应该从消除其生存土壤着手，并充分重视畅通纠防超期羁押的渠道。同时，谈及此问题，必然要涉及到司法制度的重构问题，由于这又是一个重大的课题，所以本文的观点主要是现行司法制度构架下的措施。从这样的前提出发，我们以为，这一机制的构建，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超期羁押供词排除制度 　　超期羁押能够长期存在，说明其有生存的土壤基础，从目前的状况看，其土壤基础主要在两方面：即现实的功利性和观念上的权力本位。本部分主要阐述现实中的功利性土壤问题。司法实践中有的案件在法定时间内拿不下供词、取不到充分的证据，通过超期羁押的手段可以获得法外时间而等待时机，获取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供词或其它证据，这种办法在司法实践中偶尔也确实产生了一定的作用，破获了一些不主动坦白交代问题的案件，正是它有这种有利于惩罚犯罪的“功利”，加之对超期羁押行为处罚不力，使得人们明知这是违法而为之。这也是超期羁押成为“顽症”的一个主要原因，大量的超期羁押也是因此为借口而形成。所以，如果我们将超期羁押期间获取的供词作为不合法证据予以排除，超期羁押的惩罚犯罪的“功利性”也就自然消退，也就失去了土壤基础。 　　应该说，对超期羁押形成的供词予以排除是有充分的根据的。虽然我国还没有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世界各国的具体规则也不一样，用严禁的方法获取的证据并不就等同于排除范围[1]。但我们要建立长效机制去纠防超期羁押，对这样的供词予以排除又是一种必然的选择。刑事诉讼法第42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超期羁押是非法的，用超期羁押的方法获取供词应依法严禁也是具有法律依据的。由于非法获取的证据并不就一定是要排除的证据，这就产生了一个排除的范围问题。一个国家将何种非法证据列入排除范围，实质上就是平衡控制犯罪与保护人权这对矛盾结果。从我们国家的实际看，“从重从快”的政策仍是控制犯罪的一个常用方针，因而，采用偏重控制犯罪价值取向仍将延续一个时期，但这并不影响将超期羁押的供词列入排除范围，这是因为，其一、超期羁押问题已成了司法公正的公害，是刑事诉讼的三大顽症之一。对此必须予以铲除，已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同，否则将危及司法的公信度;其二、超期羁押就意味着公权的穷尽，司法资源的过度使用，折射出了司法机关的一种无奈，就纯粹地从控制犯罪的价值出发，它的作用更多的是表现为能够“平民愤”，办案机关能够对“民愤”主体有个“安慰”，而对人们期待的破案效果是微乎其微的，大量的超期羁存在就是有力的例证，否则使这一现象就不会演变成顽症。而将此期间的供词排除，则能使以破案为由的超期羁押得以消除，“民愤”也会因法律有规定而得到理性疏导。其三、国外立法也可借鉴。日本国宪法第38条第2款规定：经过不正当的长期拘留或拘禁后的口供，不得作为证据[2]。 　　由此可见，对超期羁押期间所获取的供词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既不影响犯罪的控制，还将大推动人权的保护。我们认为，超期羁押供词排除机制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1、严把供词形成的时段关。一般来说，法院中立后，超期羁押的情形大多出现在拘留与逮捕期间，但在司法实践中，为了获取供词，在(公安)留置阶段、(公安、检察)传讯阶段也常出现无限期的留置和传讯情况，因此，在审核证据时，要严格核实留置、传讯、拘留、逮捕这四个阶段的法定时间，将法定时段与实际羁押的时间相对照，将供词形成的时间与法定的时段相对照，若发现供词的形成时间超出法定的时段，即应将供词列入排除范围之内。无论是否客观真实，都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2、建立超期羁押供词警示清单。在检察机关内部，侦查监督部门在审查批准(决定)逮捕案件时，对案件材料中出现的超期羁押期间形成的供词要列入超期羁押供词警示清单，并将此清单抄送公诉部门，以便公诉部门在审查案件时及时发现违法证据，形成检察机关内部排除超期羁押供词的联动格局。检察机关在向人民法院移送公诉案件时，也要将此情况列出警示清单移送法院，形成检、法两家排除超期羁押供词的联动格局。 　　二、双重责任追究制度 　　即国家的严格赔偿责任和当事人的失职责任追究。超期羁押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