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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权益法律保障体系建设问题研究 减少农民，转移农民是实现国家工业化的重要举措。西方发达国家转移农民的工作做了一百余年，从而有效推动和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我国的转移农民工作始于改革开放初期，时间不长（不到30年），但是却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以黄陂区为例，到2009年底止，农民工达27.6万人，占农村劳动力总人数的60.1%，农民人均年劳务收入达3200元，占农民人均年纯收入6026元的53.1%。打工收入已成为农民增收的主渠道。农民工既是我国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也是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需要，是破解“三农”问题的金钥匙。党和国家十分重视农民问题，关心农民工的权益，2006年国务院出台了《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国发[2006]5号文件，对农民工的权益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保护作用。如用工企业欠薪事件逐步减少，农民工工资待遇逐年增加，子女上学转学等后顾之忧不断得到关怀等。但农民工权益保障工作是一项系统性强的复杂工作，仅靠一些文件是难以解决根本性问题，农民工工作和生活境况仍然存在诸多突出问题。 一、农民工权益受到侵害的表现形式 （一）廉价劳动力群体。在用工企业中，农民工群体工资水平最低，农民工与廉价劳动力划成了等号。最低工资政策出台也是因农民工而产生的保护规则，成为农民工工资待遇的专利，同工不同酬是一些企业普遍存在的潜规则。据笔者调查统计，2009年，武汉市农民工劳务收入约9500元左右，而城镇工人年均收入20000元左右相差一倍多，城镇行政事业单位人员年均收入50000元左右，相差5倍。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许多企业长期以来把压低农民工工资作为降低企业成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主要手段这是公开的秘密。有的企业主直言不讳地抱怨，“如果提高农民工工资，中国廉价劳动力的竞争优势将不存在”。尤为严重的是，农民工是工伤工亡的高危人群。一些地方农民工的生产生活条件非常恶劣，有的企业设备陈旧，管理粗放，不投入基本的安全装备，农民工加班加点疲劳过度，导致安全事故频繁发生。更有些小企业、小作坊，化学用品管理混乱，生产、生活、仓库“三合一”，农民工直接接触有毒有害物品和气体，职业病发病率很高。一方面农民工极易患职业病，工伤事故严重；另一方面农民工发生职业病和工伤事故后，很难得到合理的赔偿，农民工把伤、残、病带回家乡，晚景凄凉。(一)歧视农民工的思想观念仍然较严重 农民工是指具有农村户口身份却在城镇务工的劳动者。“农民工”这个词是计划经济时期二元社会结构下的产物，其词意本身就带有歧视性和差异性。长期以来，在工业化过程中形成的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歧视农民工的法律政策，其社会惯性作用非常明显，使得人们意识上对不公平的农民工的地位见怪不怪。一些地方政府仍在执行歧视农民工权益保护的行政性规章，对用人单位违反劳动法侵害农民工权益的行为，采取地方保护或者予以无原则的宽大处理，少数地方政府甚至阻拦、限制劳动监察部门对用人单位开展劳动执法检查。由于受现行企业工会模式，工会的经费来源、场地和人员组成都受制于企业的影响，再加上工会组织缺乏维护农民工权益的法律制度等，工会难以履行为农民工维权的职责。农民工的法律素质一般比较低，对自己的权益受损忍气吞声，很少努力争取自己的维权直通车合法权益，更有甚者连自己的合法权益都不明确。 (二)劳动保障法制建设滞后，执法力度不足 　　一是现有的保障农民工权益的法律法规不完善，劳动保障法制不健全,立法层次较低。虽然现行的劳动保障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对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作了许多规定,却未能有针对性地对农民工这样的弱势群体给予特殊保护,为他们提供便捷有效的保护措施和手段。而且,现行涉及工资支付、劳动合同的具体规定只是部门规章,立法层次较低;这些规章由于无上位法的依据,对工资支付、劳动合同签订、争议处理及违法责任的追究等问题作出具体规定受到限制。　　二是现行法律法规对违法行为处罚力度不够。在劳动关系的建立上,对用人单位不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的处罚只是责令改正,对仍未改正行为没有进一步的处罚措施。对企业主拖欠、克扣工资等行为没有强制手段。对恣意延长劳动时间、不依法提供劳动保护措施的行为缺乏强硬的处罚措施,等等。三是执法力量不足,执法效果不理想。一方面,劳动保障监察执法人员在处罚企业有关违法行为时,由于缺乏强有力的法律支持,导致行使处罚乏力,难以震慑和遏止违法行为。另一方面,劳动保障监察和劳动争议处理力量与日益繁重的维权工作需要严重不适应。劳动争议仲裁缺乏独立的办案机构,办案人员的编制、经费保障等问题没有解决,也严重影响了劳动争议处理和仲裁的办案效率。(三)有法不依，劳动用工管理混乱 虽然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关于农民工权益保护方面存在很多空白，但仍有一些法律、法规的很多规定涉及到农民工权益的保护问题，在这些法律的前提下，农民工的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