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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伦理的角度重新看待经济发展 　　2014 年是中国改革的转折之年，在经济领域尤为如此， 其突出地表现为执政者开始重新认识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关系。 在 2013 年 12 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提出， “不能把发展简单化为增加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要保持“合理增长”。 而所谓的“合理增长”，其基本内涵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要保持一定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速度，以稳定劳动就业、财政收入和居民收入；二是要强调经济结构调整、经济质量和效益的提高；三是经济发展不能有后遗症，不能破坏环境，不能有损社会公平。 也就是说， 发展不再是简单的GDP 数字的增长， 而是变成为一个衡量国民社会总福利改进的综合性指标。从 2008 年提出的“保增长”到 2011 年提出的“稳增长”，再到 2013 年提出的“合理增长”，折射出执政者对社会财富和市场经济的重新认识。“再也不能简单地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来论英雄”，这种发展理念的提出是与时俱进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中的最大亮点就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本质就是由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就是不断确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地位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对市场经济的认识也在逐步深化，因而，初期对市场经济的传统观念难免有失偏颇。 已有的理解是不全面的市场经济， 忽略了对人性的制约和市场伦理的建设，人们的主观认识和市场经济的客观存在有差距。 　　一、对市场经济的传统观念 　　20 世纪 80 年代我国开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为什么做出这样的选择？ 为什么要市场经济?究其根本，是因为市场经济的最大优势就是价格信号和竞争机制，可以激励人们更加勤奋。 计划经济为什么行不通？ 主要在于它没有价格信号，也没有竞争机制，干好干坏一个样。 而在自由市场制度下，懒人是无立足之地的，勤快的人可以根据市场信号不断地扩展事业。 所以，市场经济会促使大家去竞争，它是个更有效率的经济制度。 　　市场的重复博弈可以降低市场弊端；而法律的严厉惩罚，亦有利于交易行为的规范。 但是，在市场普遍存在着信息不完全与不对称的情况下， 合同很难是完全的， 完全靠重复博弈和法律的惩罚来求得规范的市场行为不仅不可能，而且可能不经济，因为这意味着市场的运行成本无限增加， 贵得让人无法使用，最后或许自行崩溃，就如在拉美的市场经济中那样。 况且，市场经济的动态均衡只是效率的优化，是在竞争的压力下对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的均衡，市场经济只能保证经济活动的最优配置， 但是却不能保证作为经济活动主体的人的行为最优化。 即市场经济不能保证作为经济活动主体的人不去欺骗，不去为了谋取个人利益最大化而损害社会利益。 　　中国的市场经济曾经在一定程度上陷入这样的困境。 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心目中，只是朴素地认为市场经济就等于发财，而发财是可以不择手段的。 进而许多人对市场经济的认识就是“挣钱”，因为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从承认人们物质利益追求的合法性开始的。 　　从计划经济体制下“越穷越光荣”一下子转变到“致富才光荣”，这使得许多人将市场经济等同于“下海”和“挣钱”， 反映在国家层面上就是一味强调 GDP 的增长。 “一切向钱看”这样的描述虽然难登大雅之堂，但它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却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国之所以能创造经济奇迹，关键因素就是改革开放、经济市场化和经济全球化。 菲律宾、印尼，或者拉美等国家，特别是印度，不仅具有上述条件，还拥有西方式的民主和政制形式，但只有中国保持了三十多年的持续高速经济增长。这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中国还有很浓厚的经商文化和经商氛围，也就是有“一切向钱看”的大氛围。 这种“向钱看”的氛围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个人的“向钱看”，二是地方政府的“向钱看”。 这恰恰反映出国人对市场经济的认识还不够，这些传统观念上的“市场经济”都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 　　二、对市场经济认识的不足　　　　上述将市场经济等同于“一切向钱看”的传统观念，存在两个方面的严重不足： 　　（一）对市场伦理和财富伦理缺乏深入认识 　　众所周知，“挣钱”是自古至今都存在的现象，但是“挣钱”不能等同于市场经济，如果说市场经济就是挣钱，那么市场经济应该从古至今就有。可事实并非如此。 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除了其经典着作《国富论》，还着有《道德情操论》；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着有《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当代印度裔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着有《经济学与伦理学》，这些着作阐述的是同样的道理： 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现代文明不仅要讲究“挣钱”，更要讲求“伦理”。 也就是说，不管是个人还是企业，不能只顾挣钱，心中要有所敬畏，心里要有底线。 市场经济中的“利己”要有制度(法律)的约束和道德伦理(文化)的支撑。否则，“利己”就可能会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