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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对一种新解释范式的探索 杨雪冬 　 人、制度、文化是描述和解释人类行为和存在状态的三个元素性概念。近代以来，社会科学的发展和演化实际上就是这三个元素性概念在解释范式中的此消彼长和不同的组合排列。在社会科学形成的初期，由于启蒙思想的深刻影响以及学科没有清晰分界，以亚当·斯密、卡尔·马克思、马克斯·韦伯等为代表的社会科学的先驱们实际上把这三个概念同时纳入了自己的解释范式之中，创立了宏篇巨制的社会理论，使那个时代成为构建体系的时代。尽管如此，先驱们对这三个概念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为以后的学科分界提供了基本标准。此后，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发展和深入，学科分化愈加明显，具体的学科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清晰明确的解释范式，社会科学也演化成一个由不同学科组成的群，长期占据社会科学主流的、涵盖了三个解释元素的宏大社会理论，被具体精细的学科理论所替代，人、制度和文化各自成了这些学科理论的起点。而不断地构建、批判和综合以这三个要素为基础的学科理论成了社会科学发展和演化的主线。 　 一、理性选择、新制度主义和文化的再发现 二战结束后，美国凭借着强大的经济政治实力成为了西方世界的中心，社会科学的研究重心也从欧洲大陆转到了美国。欧洲学术界长期使用的历史方法、制度-法律方法以及哲学思辩传统逐渐被放弃，强调实证、数量分析的方法在“科学主义”的推动下，成为研究的主流，价值判断在分析中被最小化，甚至屏弃。经济领域力量的强大以及经济学的显学地位的确定和对其他学科的渗透助长了强调个人和市场本位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扩张，使之成为建构新的解释范式的出发点和基本框架。在这种历史背景和文化底蕴下产生的理性选择范式逐渐成为社会科学的主流范式。 理性选择范式继承了亚当·斯密著作中的一个基本假设——“经济人”假设，同时承接了马克斯·韦伯的“工具理性”概念和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某些判断方式（例如计算），把分析个人在既定的环境中选择和行动的动机原因作为范式的解释重点。理性选择范式的基本范式构件包括：1.把理性的个人作为分析的基本单位和根本的出发点。所谓的理性指的是个人有判断选择和行为的成本和收益的能力；2. 理性个人的选择和行为动机是实现成本的最小化，收益的最大化，这是社会运行的基本动力；3.制度和文化是既定的，是解释范式的外生变量，对所有个人的影响是均质，因此不是范式解释中的自变量；4.由于把个人界定为自我利益的最大化者，所以对整个社会状态的判断基本上冲突的。 这些基本的范式构件使理性选择范式具有了自己鲜明的特点和解释优势。与其他的理论对手相比，理性选择范式在确立基本假设上，采用了“奥卡姆剃刀”的方式，把多余的问题全部去除，使假设简单明了，从而保证了整个范式解释的清晰和系统，避免了通常因为过大的理论雄心而希望面面俱到所导致的理论的内在矛盾。同时，经济领域范围的扩大和经济原则在社会生活中的渗透扩张为理性选择理论的个人动机假设提供了确证，使该范式能够在微观的层次的解释上更有合理性。由于理性选择范式在基本假设上肯定了既有的制度，突出了个人本位，实际上认同甚至维护了西方社会所倡导的价值，因此长期占据西方社会科学的主流地位。尤其是冷战结束后，其解释的效力被进一步夸大，普遍主义色彩愈浓。 理性选择范式在不同的学科中有不同的具体体现，突出的有横跨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公共选择理论和获得许多学科肯定的博弈理论。这两个理论的基本假设都是理性的个人。其中，公共选择理论把经济人假设引入政治领域，把政治活动类比为市场交易，把政治家、官员、和选民参与政治活动的目的界定为谋求最大利益，这样选举就成了以选票为媒介的交易行为，就如以货币为媒介的市场交易一样。公共选择理论的最大贡献是从行为动机角度揭示了政治生活运行的方式和微观动力，提出了诸如“寻租”等重要的分析概念。博弈理论可以说是60年代以来社会科学领域中被应用最广的理论。由于它与数学、统计学有着内在的密切关系，因而被认为更有科学性。博弈理论分析了在既定制度和规则下，个人面对不同选择困境进行选择的动因以及集体困境的成因，可以解释理性的个人在困境中作出帕累托次优的前提条件。 理性选择范式虽然有明显的解释优势，但也有难以克服的缺陷。突出地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由于认同了既有的制度，没有把制度纳入解释框架，因而对制度缺乏深入的分析，无法为制度的改革和创新提出见解，使理论的构建趋于保守。二是理性选择范式对个人理性的判断实际上把人的需求单向化了，过度自然化了，没有考虑到个人的社会需求一面。在对人的需求判断上，理性选择范式实际上背离了它所继承的斯密和韦伯理论的内在精神。三是理性选择范式具有盲目地把西方文化和价值推向普遍主义的危险倾向，忽视甚至无视其他文明和文化的存在，因此在分析非西方背景下的个人选择难以深入。正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