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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刑事法律规范阐释的问题张绍谦 ?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张绍谦 50周年时，他以郑州大学法学院院长的身份来参加校庆活动，现在，张教授已经被作为高级人才引进到上海，在交通大学法学院从事刑法学教学和研究。他今天给我们作报告的主题是关于刑事法律规范的阐释，也就是刑法的解释问题。我们同时请来了两位嘉宾作为评议人，考虑到法律解释问题不仅是法理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司法实务问题，所以，第一位评议嘉宾是龚培华主任，龚主任也毕业于我们学校，硕士学位是在人民大学取得的，是我们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办公室主任（现为研究室主任、刑法学博士生），同时也是华东政法学院司法研究中心的副主任。论水平，他是完全应该当主任的，但因为是华政的司法研究中心，所以，只好让龚主任屈居副主任之职了。第二位评议嘉宾是黄祥青庭长，他是武汉大学刑法学博士，也是我主持的《华东刑事司法评论》的副主编之一，上海的刑事审判活动，特别是经济犯罪审判工作，黄庭长的意见具有“准司法解释”的效力，比我们大学教授的学理解释厉害多了。对于主报告人张绍谦教授和两位评议嘉宾龚培华主任、黄祥青庭长的到来，我们表示最热烈的欢迎。 下面，首先有请张绍谦教授做主报告，然后分别由两位嘉宾做评论。 ?张绍谦（报告人）86年毕业至今18年了，现在可以回到母校和各位同学交流一下学习心得，确实很高兴。我是79年作为华政复校的第一届学生考入华政的。83年毕业后考取了华政刑法专业的研究生，导师是苏惠渔教授。（游伟：今天在座的有我们非常尊敬的苏惠渔教授，是中国刑法学研究会顾问，上海市刑法学研究会的会长，另外苏教授计划下个月也在这里给我们学生做报告）。因此我很荣幸可以在华政师从著名的苏惠渔教授。毕业后，回到老家河南，工作了17年。93年又到武汉大学报考马克昌老师的博士研究生，96年毕业。所以，虽然我不才，却可以师从国内两个著名的刑法导师，是我很大的荣幸。我也希望在座的各位同学能走我这条路，跟导师多学一点知识。 今天谈不上报告，谈谈学习心得。主题是刑事法律规范的阐释，即刑法的解释问题。刑法要不要解释，作为搞刑法的都知道，如果严格按照罪刑法定的要求，刑法是不应该解释的。我们知道，从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到刑事古典学派，他们创立了近现代的犯罪构成理论以后，罪刑法定一直是现代刑事法治国家的基本原则。罪刑法定原则基本要求就是立法者把什么是罪，罪的构成要件，和什么样的罪能判什么样的刑由法律明确清楚地规定出来，然后由法官、司法人员严格依照刑法规定去处理具体案件。法官只是法律之口，他不能有立法的权力。在这种情况下，也就限制了法官刑事司法的擅断权。如果严格坚持罪刑法定，法律必须是非常清楚、明确，没有任何模糊余地，这样法官也没有解释的可能性。所以严格按照罪刑法定，刑法是不能解释的。贝卡利亚在其传世之作《论犯罪与刑罚》中对刑法的解释提出了严肃的批评，他认为刑法不能解释，必须严格执行。可事实上，这种严格的罪刑法定是很难做到的。立法技术再高，制定出的法律也会有一定的概括性，成文法都是用文字表示出来的，而文字本身就是多义的，因此概括性是法律本身的一个特点。在一个法律中用的字词的涵义是什么，不同的人从不同角度会有不同的理解，这就导致法律本身必然要解释，而且法律总是根据当时特定的社会情况制定出的规范，但是它要规范的却是它生效以后未来几年、几十年、百年内出现的情况，因此立法时不可能把所有未来发生的情况都提前预见，清楚明白规定出来，这就导致法律一制定出，就可能和未来社会发生脱离，有人形象说了一句话：哲学上讲一个人不能同时踏入两条河。因为当时的时间已经过去了，以以前制定的法律来处理新发生的案件时，怎么办？法律不可能经常改，法律要有稳定性，刑法更是如此。所以这决定了要求进行法律解释。并且有时立法技术不过关，字词标点符号结构发生模糊，这时解释的余地更大。例如我国1997年修订刑法后，刚生效，学术界就对其中一条发生争议，关于正当防卫里增加了一条特殊防卫权，对于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它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致人死伤的，不是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那么在这里就有个问题，行凶是什么？故意杀人，抢劫，强奸是清楚地，还有其它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这个概括性规定，在这样重重规定之下，前面的“行凶”到底是什么？感到很难理解。这个词本身的模糊性导致了司法机关处理案件时要解释，如果解释不好，会使无限防卫权被滥用。如果两个人在街上骑自行车，互相发生了冲突，一个人要打对方，那么对方能不能说是行凶，就可以行使无限防卫权？显然是不行的，那么怎么办？这时就必须有刑法解释。我们国家刑法生效以来已经有许多立法、司法解释，但是对刑法解释的关注从来没有象今年这样在刑法学界引起如此广泛的重视，我们刚刚在长沙参加完今年刑法年会，其中一个重要议题就是刑法解释问题。为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