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袁宏道到钱谦益——性灵说的变迁与崇宋诗风.docVIP

从袁宏道到钱谦益 ——性灵说的变迁与崇宋诗风 饶迎 湖南城市学院中文系，湖南益阳413000 摘要：明清之际，在一派尊唐诗风之下，钱谦益批判性地继承袁宏道开创的“性灵说”，大力扭转了前后七子和竞陵派的治诗之失，以性灵、学问、世运三者合一的诗歌理论成为由盛唐而杜甫、由尊唐而崇宋的关键人物，开创了清初的新诗风。 关键词：钱谦益；袁宏道；性灵；宗宋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1942 2008 01—0074—04 “性灵”一说可追溯到南朝钟嵘的《诗品序》，钟嵘认为，自然界和生活中种种情事，“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并提出“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的观点。这一论点直接影响到晚明公安派著名的“性灵”学说。“性灵说”的主张由公安派领袖袁宏道借品评弟弟中道的诗歌在《叙小修诗》中第一次明确地提出：“弟小修诗……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有时情与境会，顷刻干言，如水东注，令人夺魂。”那么，什么是“性灵”呢?据袁宏道的弟子江盈科《敝箧集叙》记载，袁宏道是这样解释的：“夫性灵寝于心，寓于境。境所偶触，心能摄之；心所欲吐，腕能运之。心能摄境，即蝼蚁蜂虿皆足寄兴，不必《雎鸠》、《驺虞》矣；腕能运心，即谐词谑语皆是观感，不必法言庄什矣。以心摄境，以腕运心，则性灵无不毕达，是之谓真诗。”可见，公安派的“性灵说”是强调表现作者真实的个性，将表现个体自由情性和正常欲望看作文学创作的重要内容，反对各种条条框框的束缚，不为古人所囿，不为古法所拘，充分发挥文学创作的独创精神。 袁宏道提出性灵说，是痛心疾首于前后七子“句比字拟，务为牵合，弃目前之景，摭陈滥之辞”[1]的复古拟古诗风。他尖锐地指出：“盖诗文至近代而卑极矣，文则必欲准于秦汉，诗则必欲准于盛唐，剿袭模拟，影响步趋，见人有一语不相肖着，则共指以为野狐外道。”[1]袁宏道认为，文章大业只有在发展变化中才能得以实现：“曾不知文准秦、汉矣，秦、汉人曷尝字字学《六经》欤?诗准盛唐矣，盛唐人曷尝字字学汉、魏欤?秦、汉而学《六经》，岂复有秦、汉之文?盛唐而学汉、魏，岂复有盛唐之诗?唯夫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所以可贵，原不可以优劣论也。且夫天下之物，孤行则必不可无，必不可无，虽欲废焉而不能；雷同则可以不有，可以不有，则虽欲存焉而不能。”【2】秦汉作者和盛唐诗人正是在“各极其变，各穷其趣”的基础上才创作了千古传诵的诗文。正因为如此，袁宏道大力宣扬“古人诗文，各出己见，决不肯从人脚跟转，以故宁今宁俗，不肯拾人一字” 《冯琢菴师》 的创新诗风，强调做诗须有“趣”。关于“趣”，袁宏道解释道：“趣如山上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态，虽善说者不能下一语，唯会心者知之。……夫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学问者浅。……人理愈深，然其去趣愈远矣。……当其为童子也，不知有趣，然无往而非趣也。……孟子所谓不失赤子，老子所谓能婴儿，盖指此也。趣之正等正觉最上乘也。”[3]这种观点，无疑受袁宏道极为钦服的晚明反理学杰出斗士李贽“童心”说的影响，李贽提倡：“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苟童心常存，则道理不行，闻见不立，无时不文，无人不文，无一样创制体格文字而非文者。” 《童心说》 不过，李卓吾的“童心”是指“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其中包含抵制官方御用思想侵蚀，回归到先天存在的天真纯洁的精神状态的要求。而袁宏道为了突出自己的观点，把山林之人的“无拘无缚”和愚不肖之徒的卑下“无品”统统包括进去，称之“又一趣”，这又显示了他与李卓吾之间的差异。 袁宏道诗歌很明显体现出不讲规矩，用语不避俗，不求雅，不喜说大话，不做大场面的特征，但每有奇思异想，表现出敏锐的感受。因而“信腕信口，皆成律度”。[1]如他作于万历二十七年的《显灵宫集诸公以城市山林为韵》之二： 野花遮眼酒沾涕，塞耳愁听新朝事。邸报柬作一筐灰，朝衣典与栽花市。新诗日日千余言，诗中无一忧民字。旁人道我真聩聩。口不能答指山翠。自从老杜得诗名。忧君爱国成儿戏。言既无庸默不可，阮家那得不沉醉?眼底浓浓一杯春，恸于洛阳年少泪! 这首诗深刻而生动地表现了诗人内心深处的一种不可捉摸的情绪，既蕴藏着对眼底云烟的愉悦感，也蕴藏着对民间疾苦的沉痛感。这两种情感互为矛盾，互为重叠，互为消长，从头到尾表现了袁宏道对自我感情层层起伏的反观，这正是“独抒性灵”的典型体现。这样的诗歌，自然具备了死模前人的七子所无法具备的新鲜活泼的思致。 公安派“独抒性灵”的主张从本质上来说，还是明显地受唐诗风范的影响，尤其是袁宏道后期以“淡”为“文之真性灵”，袁中道晚年在坚持“独抒性灵”的前提下，主张“诗以三唐为的。舍唐人而别学诗，皆外道也” 《蔡不瑕诗序》 的主张，都表现从激进的人生态度和文学观点上的退却。但是，他们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