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新中国的刑事政策.pptVIP

第四章 新中国的刑事政策 一、新中国刑事政策的初步发展：1949—1965 刑法典的阙如，办理刑事案件主要依靠刑事政策，政策在很大程度上继续承担着刑事法律替代品的角色。 就基本刑事政策而言，无论是提法上，还是在内容上，都沿袭了战争年代形成的“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如1950年6月6日，毛泽东主席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的报告中提出：“必须坚决地肃清一切危害人民的土匪、特务、恶霸及其他反革命分子。在这个问题上，必须实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即首恶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不可偏废。” 当时的刑事政策，除了一些原则外，还大量存在带有法律规范意义的具体刑事政策，是定罪量刑以及进行刑事诉讼的直接依据。例如，1952年前后，我国开展“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五反”运动（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就如何处理运动中查处的案件，党和国家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原则，在处理贪污、盗窃案件时，“必须贯彻执行毛主席所指示的过去从宽、今后从严、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和对国家工作人员从严，对非国家工作人员（除一小部分罪大恶极者外）从宽的原则” 第四章 新中国的刑事政策 一、新中国刑事政策的初步发展：1949—1965 镇压与宽大的历史正确性是显而易见的，但其毕竟产生于站争年代，具有明显的政治斗争色彩，适用于解决敌我矛盾，当我国的主要矛盾不是阶级矛盾时，该政策的历史使命结束，代之以新的刑事政策，即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 第四章 新中国的刑事政策 一、新中国刑事政策的初步发展：1949—1965 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于1956年正式定型，1956年9月15日，党 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指出：“我们对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一贯地实行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凡是坦白的、悔过的、立功的，一律给以宽大的处置。”1956年9月，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在党的“八大”第一次会议上的发言中，介绍“肃反”经验时说：“党在肃反斗争中的严肃与谨慎相结合的方针，体现在对待反革命分子政策上，就是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它的具体内容就是：首恶必办，胁从不问，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折罪，立大功受奖。惩办与宽大，两者是密切结合不可偏废的。”至此，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过渡到了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并适用于一切犯罪，成为我国的基本刑事政策。 此外，新中国成立后，对被监禁的犯罪分子，实行了劳动改造的政策与“惩罚管制和思想改造相结合，劳动生产和政治教育相结合”的方针，还设“少年犯管教所”，对少年犯实行与成年犯区别对待的政策。 1956年刘少奇同志提出了“劳改工作的方针，第一是改造，第二是生产” 第四章 新中国的刑事政策 二、新中国刑事政策遭受破坏：1966—1976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砸烂公检法”的行径，使新中国成立以来已经初具规模的中国法制建设的基础又被破坏殆尽。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被破坏。 第四章 新中国的刑事政策 三、刑事政策的恢复与发展：1977—2005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的法制建设逐步走入正轨，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得以恢复发展，并进入相对成熟期，在实践中发挥着重大作用，1979年刑法第一条明确将其作为刑法制定的根据，使得这一政策具体化、条文化。 该政策在立法上的指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我国刑法针对犯罪及犯罪人的不同情况，作出了一系列区别对待的规定，如累犯、主犯从重处罚，自首从宽处罚，未成年人从宽处罚等 该政策在司法实践的指导功能主要体现在争取、改造多数，孤立、打击少数，分化、瓦解犯罪分子。 在实行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基本刑事政策的同时，结合具体的治安形势又提出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方针，并采取了一系列具体的刑事政策，如“严打”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单位犯罪的政策，改造罪犯的政策等。 “严打”刑事政策 1981年6月14日，中共中央批转印发《京、津、沪、穗、汉五大城市治安座谈会纪要》。该纪要提出对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刑事犯罪分子依法从重从快惩处的方针。“严打”的刑事政策正式确立。1982年3月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犯罪的决定》，该决定体现了对严重经济罪犯依法从严惩处的方针，1982年4月10日，邓小平同志作了关于《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的发言，提出了打击严重经济犯罪“一定要从快从严从重。”，1983年9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