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交通肇事罪中刑事和解制度适用正当性.docVIP

论交通肇事罪中刑事和解制度适用的正当性 　　张田辉 　　【摘要】：刑事和解，又被称为加害人与被害人的和解，或加害人与被害人的调解，是指在犯罪行为发生后，通过调解人的帮助，加害人和被害人直接接触和交谈，正视犯罪给被害人带来的伤害，双方达成民事赔偿和解协议后，司法机关根据具体案情作出有利于加害人的刑事责任处置的诉讼活动。其目的是弥补被害人带来的伤害，恢复被加害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并使加害人改过自新，重返社会，与“恢复性司法”的目的相类似。笔者从下面的案例入手，从刑事和解制度与传统刑事司法的对比、我国刑法的目的分析了交通肇事罪适用刑事和解制度的正当性，进而提出了交通肇事罪中刑事和解的适用应有明确的范围。 　　案 例： 　　2008年2月23日上午，侯某驾驶一辆中型货车，行至事故多发路段时，由于操作不当，致使车辆退滑，倒入公路右边水田中，造成乘车人李某死亡。侯某和李某系郎舅关系，也是生意合伙人。　在本案移送至洪雅县检察院审查起诉时，承办人经过严格审查后，提出侯某的行为构成犯罪，但鉴于主观恶性不深，又是初犯和偶犯，且悔罪态度好，案发后积极与被害人达成和解，被害人家属均请求免除侯某刑事责任，被害人亲属所在地的基层组织也提出不予追究侯某刑事责任的书面请求。经检委会讨论，认为该案可适用刑事和解。随后，在检察院的主持下，双方签订了和解协议书，侯某向被害人家属道歉，本案也以公安机关撤销案件结束。这起意外交通事故的处理既维护了法律权威，又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愿，起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一、刑事和解制度弥补了传统刑事司法处理交通肇事罪的不足 　　在我国传统刑事司法制度中，对犯罪行为进行公诉、审判、惩罚全部是由国家代表全民意志来进行的。被害人不能通过自己的“宽恕”来使犯罪行为免受处罚，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被害人的地位被弱化为“参与者”和“辅助者”的角色，更多的是检法部门通过被害人的参与来调查犯罪行为，进而代表全民意志对犯罪进行惩罚，在传统的刑事司法中被害人往往处于被动和“忽略”的地位。对于数量庞大的交通肇事犯罪，被害人只能寄托于国家公权力机关的最终裁决。因此，传统的刑事司法理念下是不可能出现上述案例中对肇事者的处理方法的。但在这种被害人的地位被“弱化”的情形下，公权力对于肇事者的刑事惩罚不一定能够弥补被害人的创伤。司法实践中，对于无赔偿能力的肇事者来讲一般都只能对其进行刑事处罚，但对于被害人来讲，可能连精神上的抚慰都没有。被害人家属以后的经济生活也许会面临巨大的压力，即使那些有赔偿能力的肇事者在被判处刑罚后也会不积极赔偿。这种背景下，对交通肇事者的处罚往往没有达到应有的目的，或者说忽略了被害人的感受。此时，传统刑事司法制度在对交通肇事罪的处理上往往处于尴尬境地，刑事和解的出现，恰恰为化解这一尴尬提供了契机，弥补了传统刑事司法不足，上述案例的处理就是刑事和解制度在交通肇事中的具体运用。 　　二、交通肇事罪中适用刑事和解制度符合我国刑法的目的 　　从交通肇事罪的刑罚目的来看，其一是进行特殊预防，通过对交通肇事者适用刑罚，对其进行惩罚改造，预防其重新犯罪。其二，是一般预防，通过对交通肇事者适用刑罚来威慑、儆戒潜在的肇事者，防止类似的情况发生。对于主观方面为过失的交通肇事罪而言，笔者认为其目的更偏重于一般预防的实现。交通肇事罪案件与一般的刑事案件不同，肇事者的主观过错只能为过失，被公认为犯罪“过失之王”，肇事者的主观恶性不大，只要其自身能够认清自己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有悔罪表现，主动并积极的对被害人及其亲属进行赔偿，大多数都能得到被害人及其亲属的谅解。该罪的此种特点也就为刑事和解制度的运用提供了适用的土壤。换言之，在交通肇事罪领域内的运用与刑法的立法目的及其基本原则并无矛盾之处。 　　交通肇事罪中的刑事和解应该包括民事赔偿和刑事责任处置两个程序过程。在和解的过程中，肇事者和被害人或其家属可以就肇事给他们带来的影响选择双方认可的方案来弥补罚罪所造成的损害，同时就刑事责任处理的意见向司法机关进行反映。在刑事责任处置过程中，司法机关可以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从轻、减轻或免除对其处罚。这样被害人就可以得到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抚慰，弥补了传统刑事司法对交通肇事罪处理的尴尬。刑事和解的最终目的在于通过双方当事人直接的交谈，最大限度的给予被害人及其亲属心灵上的慰藉及经济上的补偿，同时也有利于在挽救肇事者的同时，给予其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从而化解社会矛盾，缓解社会冲突。一般来讲，交通肇事犯罪后，肇事者被绳之以法，失去人身自由，也同时失去了赔偿受害人的机会。而受害人或其家属也因此独自承受巨大的身体痛苦和精神痛苦，却时常得不到经济上的补偿，这与交通肇事罪的立法目的不符。之所以把交通肇事这种过失行为作为犯罪处理，更多的是为了预防麻痹大意、违章驾驶，进而营造一个安全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