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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与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 贾根良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100872，北京）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智库第3届高层论坛》（清华大学,2010年6月15日上午）会议论文（有修改） 摘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一场思想和意识形态的革命，我国应对“后危机时代”的绝大部分政府政策都存在着致命的缺陷。英国和美国在经济崛起过程中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历史经验对我国具有重大借鉴价值，中国需要效仿美国19世纪保护国内市场和民族企业、排斥外国直接投资和实施内部改善等为核心的内需发展战略。为此，必须对我国过去15年奉行的“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进行彻底的批判。为了扭转依附型国家和殖民地经济的命运，我国亟需尽早做出战略规划，经过几年的战略调整，最终实现向“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大转型。目前在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需要实施如下措施：强制性地大幅度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国家通过直接干预统筹对外贸易，建立中国出口产品特别是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的卡特尔（即价格联盟）；回购外资企业；大幅度减少出口退税；提高进口产品关税；撤消政府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的承诺，坚决把跨国公司或外国资本排除在自主创新支持之列。 关键词：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 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 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第三次社会经济大变革，而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应该是中国“后危机时代”总体战略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但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由于人们仍没有跳出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的传统思维，我国对未来经济发展的长远战略缺乏研究。为了对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提供一种深邃的历史视野，本文首先讨论了英国和美国崛起过程中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历史经验。在此基础上，本文对“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进行了初步的批判。深刻认识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致命弊端是加快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思想前提。最后，本文提出了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构想和加快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具体建议。 一、英国和美国崛起过程中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历史经验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以外部需求、外国直接投资和自由贸易为核心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遭遇空前危机，政府采取了许多措施应对危机，但这些措施的绝大多数部分都值得商榷。首先，政府采取了两年内投资4万亿人民币等重大措施拉动内需，这些措施虽然取得了某些成效，但却造成了严重的房地产泡沫，为未来的城市化埋下严重的隐患，得不偿失。其次，政府重新恢复出口退税，是一种饮鸩止渴式缓和危机的做法，它将使我国更深地锁定在依附美元霸权的殖民地经济而推迟发展模式的转型。[①]再次，今年颁布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若干意见》（国发〔2010〕9号）将对中国经济造成深远的恶果。[②]最后，美国发动贸易保护战和汇率战的目的是声东击西、暗渡陈仓，其目的是要让中国放弃自主创新政策和诱使中国在金融自由化的泥潭中愈陷越深[③]，在2010年5月23-24日召开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帝国主义的这种目的最终得到了实现，我国的自主创新政策实际上已经被跨国公司所埋葬[④]。总之，我国政府实施的大部分政策措施都说明，目前我们应对金融危机的措施仍没有跳出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的思维，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上缺乏长期战略，其原因就在于没有认识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一场发展思维的革命。在这方面，英国和美国的历史经验值得我们深思。 读过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的人都知道，英国在崛起前曾与外国商人、投资家和金融家控制其经济进行了反反复复的斗争。16世纪上半叶，英国自由贸易的政策虽然带来了短暂的繁荣，但却造成了严重的不利后果：德国、尼德兰和意大利商人分享了伦敦半数以上的出口额，伦敦成了安特卫普的“卫星”，英国经济受制于低地国家，并从16世纪中期开始陷入频发的经济与社会危机。英国对安特卫普的供过于求在1552年导致英国呢绒出口下降36%，政府关税收入减少40%，许多纺织手工业者失业或破产，1556年为了缓和呢绒积压，英国甚至停航了所有开往尼德兰的船只达四个月之久。这种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危机最终引发了英国重商主义经济政策的革命。“16世纪50年代的失调揭开了英国经济史上的新篇章，……开辟了新的阶段，经济政策如果不是完全逆转，也至少是激烈地改造了，……（其中）最显而易见的特征便是经济民族主义的迸发”[⑤]，这种经济民族主义最终凝固为保护国内市场、发展高端产业和开拓国际市场的重商主义经济发展模式，并最终引发了英国工业革命的爆发。 美国的崛起也也同样得益于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危机的“因祸得福”。美国在独立后的三十多年时间里，实际上仍没有摆脱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初级产品出口导向型经济对英国经济的依附地位。重大的转变起因于1807年的《禁运法案》和1812年的美英战争，这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