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构建和谐社会和新时期人民调解发展.pdfVIP

试论构建和谐社会与新时期人民调解的发展 宁波江东区司法局 郑凤岚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是对历史 的继承，又是对现实的创新，它的提出，具有深远的历史背景，更 具有伟大的现实意义。当前，我国正处于加快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和 社会矛盾凸显期，社会矛盾呈现多发、多样和易激化的特点，如何 深化“枫桥经验”，探索有效的手段化解矛盾纠纷，构建和谐社会， 已成为当前亟需研究的一个课题，笔者结合我区的实践就新时期如 何深化“枫桥经验”，发展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作如下探索和思考。 一、新时期发展人民调解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关系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就是在处 理各种矛盾中不断前进的过程 ，就是不断消除不和谐因素、不断增 加和谐因素的过程。”积极预防和化解矛盾纠纷，正确处理人民内部 矛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标志。人民调解作为一项具有中国特 色的法律制度，既体现了现代法治的原则，又体现了我国“和”文 化的思想，已被许多发达国家所认可和借鉴，并被称之为“东方经 验”和“东方一枝花”，并正成为打造和谐社会的重要手段。 （一）发展人民调解符合和谐社会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 和谐社会是人本社会，是尊重权利、崇尚人文关怀的社会。人 民调解在当事人自愿平等的基础上，各方当事人在调解员的主持下 就如何解决争议进行协商并最终达成协议，是为解决纠纷而不是寻 求以对抗为价值取向的交涉，从而解决了纠纷又不伤和气，获得双 1 赢的结果，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社会理念。 （二）发展人民调解体现和谐社会的“和为贵”的文化精髓。 中国的传统法律文化是一种强调和追求和谐的文化。中国人从 “和谐”这一最高功利出发，解决纠纷不愿诉诸于官府，往往求助 于民间按照公正和人情的原则去解决，这就决定了调解在解决社会 冲突方面的重要地位。人民调解作为一种促使纠纷双方互谅互让、 消除纷争、不伤感情的群众自治活动，它的内核就是“和谐”，因此 居居在众多纠纷解决机制中将人民调解作为解决争端的首要选择。 （三）发展人民调解是促进社会和谐的现实需要。 我国社会正处于加快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又处于社会矛盾凸显 期，多元化的利益导致产生多元化的矛盾纠纷，建立多元化纠纷解 决方式也就成为一种必然趋势，作为有着优良传统和广泛应用的人 民调解更是成为了首选。而发现、调解、平息民间纠纷历来是人民 调解组织的主要任务。因此，要解决社会转型期的纠纷，无论是纠 纷当事人基于解决纠纷考虑，还是中国政府出于维护社会稳定的目 的，人民调解这一拥有悠久历史及良好口碑的中国基层社会纠纷解 决机制都必须站到前台来。 二、人民调解的价值与群体性纠纷的解决 当前，我们江东区正跟全国许多地方一样，处于经济发展的 “黄 金期”和社会矛盾的多发期，尤其是近几年来随着现代化中心城区 建设的推进，因房产开发、土地征用、拆迁安置、旧村改造、集体 资产管理等群体性时有发生，已成为影响我区社会稳定、构建和谐 2 城区的突出因素。根据近几年的材料显示，我区的群体性纠纷主要 显示出以下几个主要特点: 一是主体的群体性。群体人数一般为几 十人以上,上百人参加的也有多起。如地块开发纠纷中，君悦花园工 程涉及 166 户、东港波特曼工程涉及居民 398 户、民安小商品市场 拆迁纠纷涉及的摊位 898 个。二是层次的多元性。多由不同群体、 不同阶层、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受损或利益差别而引发。三是矛盾 的双重性。群体性纠纷中，其行为中既有人民群众相信党和政府的 意向，又有要挟和无理要求，甚至扰乱工作和社会秩序的行为。四 是处置的难度性。人民内部矛盾的多样化、复杂化决定了矛盾纠纷 反复性。一些纠纷调处难度大，时间长。如何运用有效手段化解群 体性纠纷，维护社会稳定已是摆在政府面前的一道难题。为此江东 区积极深化“枫桥经验”，在运用人民调解化解群体性纠纷走出了具 有江东特色的新路子。自2003年东柳街道调委会第一次运用人民调 解化解了“星辰明珠”开发引起的群体性纠纷后，江东区先后运用 人民调解程序成功解决了东港波特曼工程、民安小商品市场拆迁、 君悦花园开发、彩虹国际地块开发等60多起疑难复杂重大群体性纠 纷，涉及金额6000多万元，得到了区委、区政府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