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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海外投资风险因素及对策 　　摘 要：随着国内市场的发展和饱和，许多央企、国企和大型民营企业，把走出去到海外发展、投资的战略确定为新的增长点，海外投资项目呈现出多元化趋势。分析存在的政治、文化和宗教、技术、经济等方面的风险因素，提出健全法律应对措施、开展双边和多边合作开发、提高非传统领域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水平、改善海外投资管理体制，增强企业运用市场手段转移经济风险的能力、开展海外投资风险投资评估和预警、强化海外国有产权的信息共享等措施。 　　关键词：海外投资；风险因素；对策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04-0251-04 　　随着国内市场的发展和饱和，许多央企、国企和大型民营企业，把走出去到海外发展、投资的战略确定为新的增长点和发展方向，投资的方向更是呈现出多元化趋势。然而机遇总是与风险同在，随着2010年第三季度中铁建麦加轻轨项目巨大亏损浮出水面，海外投资的风险也成为各方面关注的焦点。本文总结相关多家央企海外投资实践的经验教训，分析海外投资风险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一、海外投资存在的主要潜在风险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面对诸多风险。其中，外部风险来自企业经营的外部环境，如社会政治风险、供应链风险、市场风险、竞争对手风险、技术革新风险、法律法规风险、自然地理环境风险、灾害风险等。企业的内部风险则表现在企业的决策和经营活动中，比如战略定位、投融资决策、财务和运营、合规性等风险。中国公司企业海外投资的市场主要是在东南亚、非洲、中南美州和中东国家，而且投资项目也呈现出突破各自传统领域，向电站、电站运营、铁路、公路、机场、港口、矿山、石油、市政及公共建筑等多元化方向发展，综合分析其潜在的风险主要有： 　　（一）政治风险 　　1.传统意义上的政治风险主要包括征收、战争、恐怖行为、汇兑限制和违约风险等。据有关资料统计，约七成的中国海外直接投资集中在资源性行业和制造行业，而这两个行业的企业占了二战之后全球所有被征收的外国企业的六成。战争、内乱、恐怖行为等政治风险也经常出现，如东南亚的泰国、印尼、菲律宾，西亚的伊拉克、阿富汗等国、南美洲的哥伦比亚、非洲的刚果、肯尼亚、阿尔及利亚等。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和政治体制转轨国家的违约风险较为突出，有的主要政党轮流执政或者军事政变，新政府上台后，往往对上届政府执政期间签署的合同、协议不予认可，甚至单方面终止执行，给中国企业在境外投资造成损失。 　　2.近年来，跨国经营中面临的政治风险呈现了一些新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一是由传统的战争风险转向和平环境当中的政治暴力事件，包括贸易保护主义驱动的政治暴力风险，以及由于劳动权益问题引发的政治暴力风险等；二是直接的征收风险减少了，但隐性的征收风险日益突出，如在某些投资所在国，有关部门常以检查偷税漏税、卫生、安全条件为名，频繁搜查中国企业，动辄处以高额罚款，课以重税，干扰其正常生产经营，甚至利用种种借口，没收企业的财产；三是部分金融危机高发国转移风险仍然比较高，在非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如果资本账户和国内资本市场开放较快和外债负担较重，其爆发货币金融危机的几率就较高，外汇汇出风险率比较大；四是第三国干预风险上升，第三国干预风险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第三国政府直接采取制裁措施的风险，如2004 年年初，中石化集团参与竞标伊朗油田时，曾受到美国的阻挠；另一类是在第三国干预行为的压力或引诱下，东道国政府违约的风险。如由于日本参与，中俄石油管道工程方案多次反复，中石油在安大线上的前期投入全部落空，就是这一风险的典型案例。 　　3.由于历史原因，东南亚的一些国家仍然存在着反华排华的民族情绪，譬如在印尼，反华排华的民族主义一直比较盛行，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的印尼政治危机中，许多华人华侨的人身和财产安全都受到有预谋的攻击。这些情绪也反映在当地民众，在面对待中资企业或项目上的一些偶发正常事故上，会导致“无限上纲”和迅速扩大事态。 　　（二）历史、宗教、文化习惯和思维定势造成的风险 　　这一类风险的产生有两个源头：一方面是来源于投资市场国历史、宗教和生活习惯产生的风险；另一方面是来源于我们自身的文化习惯和思维定式造成的风险。 　　1.源于投资市场国历史、宗教和生活习惯产生的风险。首先，非洲、中东和东南亚等国家政权实际统治的力度、范围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有效，许多国家政府管制的有效性只局限在政权所在地的很小、很有限的范围之内，更广大的地区则是由部落酋长、部族首领实际说了算，而像矿山、水电站等又往往位于政府实际控制无效的地区，因此，与政府签订的合同、协议在这些地方并不被认同，也会发生许多意想不到的成本和风险。其次，我们主要的投资市场集中于非洲、东南亚、中东和南美洲等国家，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