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雨村与《红楼梦》“正邪两赋”论.docVIP

贾雨村与《红楼梦》“正邪两赋”论 　　摘 要： 《红楼梦》在第二回借贾雨村之口，提出了“正邪两赋”论，确定了贾雨村和“正邪两赋”论的关系。“正邪两赋”论不仅是《红楼梦》小说人物塑造和人物批评的方法，更是一种大胆的“异端邪说”。它肯定那种“正中带着邪，邪中也带正”、正邪融合的人格品质，而且建立了一种新的、以个性生命为标准的生命价值评判标准，以对抗于传统的家国、政治、历史的标准。贾雨村具有“正邪两赋”个性，当时身上仍有一股尚未掩盖住的“狂邪”之气，曹雪芹借贾雨村之口来道出“正邪两赋”论，是非常合适的，而且借他人之酒浇自己胸中之块垒，匠心独运。 　　关键词： 《红楼梦》； 贾雨村； 正邪两赋； 生命价值 　　中图分类号： I207.4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8631（2013）04-0062-02 　　《红楼梦》中借贾雨村之口，在第二回提出了“正邪两赋”之说。这“正邪两赋”的理论对于解析《红楼梦》，分析《红楼梦》中的人物形象均有非常大的作用，所以后世研究者颇多。多数研究者都集中倾向于把“正邪两赋”当作一种辨证写人的手法来研究，认为《红楼梦》中人物塑造有正有邪，打破了以往小说中人物好到极致、坏到极致的极端思维。以贾宝玉为代表，进而推演到《红楼梦》中其它人物，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以及所有人物，均可理解为“正邪两赋”。“正邪两赋”思想成了《红楼梦》中人物塑造的万能钥匙，也成了读者理解人物必须掌握的不二法门。“正邪两赋”的思想的确是认识《红楼梦》人物形象的很好的方法。笔者打算在此基础上，更深入地挖掘“正邪两赋”论的核心内涵及其和贾雨村的关系。 　　一、“正邪两赋”论的核心内涵 　　为对“正邪两赋”论的内涵作一个解析，我们先把小说中贾雨村“正邪两赋”论的其主要内容摘录于下。 　　“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恶两种，余者皆无大异。若大仁者，则应运而生，大恶者，则应劫而生。清明灵秀，天地之正气，仁者之所秉也；残忍乖僻，天地之邪气，恶者之所秉也。彼残忍乖僻之邪气，一丝半缕误而泄出者，偶值灵秀之气适过，正不容邪，邪复妒正，两不相下，亦如风水雷电，地中既遇，既不能消，又不能让，必至搏击掀发后始尽。故其气亦必赋人，发泄一尽始散。使男女偶秉此气而生者，上则不能成仁人君子，下亦不能为大凶大恶。置之于万万人中，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万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万万人之下。若生于公侯富贵之家，则为情痴情种，若生于诗书清贫之族，则为逸士高人，纵再偶生于薄祚寒门，断不能为走卒健仆，甘遭庸人驱制驾驭，必为奇优名倡…… 　　正邪两赋的内涵，多数人着眼于贾雨村所例举之人的特点去分析，很容易得出他们身上的共同东西。周汝昌先生在《红楼小讲》“正邪两赋”篇中认为：《红楼梦》“正邪两赋”的理论是作者观察思考了很久以后对宇宙人生、地灵人杰的一种哲理的总结，是一个“石破天惊”的“异说”。这种“异说”的提出，将开头所设的神话障眼法尽行扫净。曹雪芹真正关心的是“人”的事情、“人”的素质，“人”的际遇和“人”的作用。周汝昌先生之后又分析了小说所例举的“正邪两赋”之人的异同。认为这些人，作为情痴情种、高人逸士、奇优名倡，贫富贵贱不同，而本质则俱为抗俗离尘，怪诞乖僻，不为人解，不为世容的悲剧性人物。周汝昌先生对“正邪两赋”的分析，可以说代表了大部分研究者的认识。 　　贾雨村所例举的这些“正邪两赋”之人有许多共同之处。他们真、天然、率性，不以事功为心，他们的人生价值评判体系是与传统的儒家格格不入的另一种评判体系，他们是具有诗人、哲人、艺术家气质的那种人，把“情”放在主要的地位，同时多才多艺。前人已有较为详尽的讨论。为此，我们讨论以下几点：其一，“正邪两赋”不仅是一种小说人物塑造和批评的方法，更是一种思维方式。正如周汝昌先生所言，作者是站在哲学的高度对宇宙人生和地灵人杰观的一种新诠释，是一种“异说”。“异说”，那就是对传统观念的一种否定，否定传统儒家观念中正邪二元对立、截然分开的思想，认为人的品性、个性（特别是个性）是正邪相互斗争，相克相生的统一体，共存于人的生命之内；而且认为“正邪两赋”的人格是社会中绝大多数。这种 “正邪两赋”人格的形成是“正不容邪，邪复妒正”，“既不能消，又不能让，必至搏击掀发而后始尽”，是正邪双方斗争的结果，而且形成以后，就不能分辨出何是“正”、何是“邪”，“正”与“邪”已经完全融合，所谓“正中带着邪，邪中也带正”，不能截然分开。 　　其二，“正邪两赋”的“异端邪说”最根本点，也即是核心内涵，那就是打破了传统的人生价值的评判标准。中国传统的人生价值评判标准是政治、道德的标准，“立德、立功、立言”的价值追求，把人的价值评判放在家国、天下的环境中来考虑，考察他们与社会、政治的关系以及为此做出的努力，不顾忌人本身的因素，把人变成了社